继而，汉景帝，秉承了父亲的遗志，将这一政策推向了新的高度。
进一步强化了重农抑商的策略，继续减轻百姓负担，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定与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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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帝与汉景帝两代的共同努力下，大汉王朝迎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文景之治”。
百姓的生活是日渐富足了，然而，黄老之学却难以全面解答汉朝的统治合法性。
于是，引入了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天命观”为汉朝皇帝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解释。
后续的儒家学者，董仲舒更是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按照儒家的观念，一朝一姓的天下并非永恒不变，唯有德行兼备者，方能得天命所归，坐拥九五之尊。
这套理论，最初源自周朝人对“天命”的深刻理解，而在汉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内在逻辑矛盾。
若刘家取天下是合理的，那么一旦刘家治理不善，是否就意味着天命应该转移，换人来做皇帝。
汉景帝时期，就发生了一场争论，“辕黄之辩”。
儒家学者辕固生与道家学者黄生，就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正当性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黄生认为，商汤与武王作为臣子，犯上作乱，其行为并无正当性可言。
而辕固生则坚持认为，当君王的统治违背天道时，其统治合法性便自然丧失，因此商汤与武王的行为是正义的。
这让当时的汉景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若赞同其观点，无疑为未来的乱臣贼子提供了推翻刘家统治的理论依据；
若反对，则又难以解释当年刘邦造反的合理性。
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汉景帝不得不采取和稀泥的态度说：
“吃马肉不必非吃有毒的马肝，做学问也不必纠缠于汤武造反的事。
以后这个问题，谁都不许再提。”
然而，尽管嘴上是没人说了。
但儒家“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的观念却如同种子般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随着儒家势力的日益壮大，这套观念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在民间与朝堂之上悄然流传。
再加上董仲舒引入了灾异说，将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
认为如果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
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更是让所有人笃信不疑，甚至皇帝本人都不例外……”
李子星眼神中闪烁着对历史智慧的敬畏，缓缓道：
“古人的天命观，确实阐述得条理分明，令人叹为观止。
那一套套理论，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其深邃所吸引。”
这时，一旁静默许久的清风小道士也接话：
“道家所追求的，乃是道法自然，顺应天地万物之本性。
对于百姓而言，无为而治，不言之教，方为上策。
让一切按照自然的规律去发展，不加过多的人为干预，这才是真正的和谐之道。”
李子星眼中闪过一丝灵光，笑着接话道：
“言之有理，这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的市场经济理论不谋而合。
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市场的供需，引导着资源的配置。
何尝不是一种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体现呢？
说不定，亚当斯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道家老子思想的影响，”
清风小道士微微点头，若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