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锡，不仅是象征地位的赏赐，更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与实际的权力转交。
首先，九锡的赐予标志着王莽从此刻起，可以合法地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甚至行使天子的部分职责。
这其中，“衮冕”作为古代帝王的衣帽，成为了王莽身份的象征。
“鸾路乘马”和“戎路乘马”这两种天子春秋巡游时乘坐的车马，也归王莽所使用。
“朱户”这一天子之礼，更是彰显了其尊贵地位。
而“弓矢”则赋予了王莽专征伐的特权，意味着他在军事上拥有了与天子相似的权力。
此外，“宗、祝、卜、史官”这些负责祭祀的人员以及虎贲这样的侍卫亲兵，都进一步巩固了王莽的地位和权力。
老太后策书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
这引用了《左传》中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九锡的颁赐，实际上是将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和征伐权力都赋予了王莽。
换句话说，九锡所赐予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器物，更是实质性的权力。
因此，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在安汉公国中，不仅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啬夫”。
这意味着负责王莽家庙祭祀以及记录其言行的人员不再是寥寥数人，而是一个成建制的服务机构。
同时，王莽的宅邸也从原先的萧何旧居迁至楚王的旧宅，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装修均采用了“朱户”的天子之制。
这一变化不仅暗示着安汉公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相国”，更是与曾经的“诸侯王”相提并论。
至于其封邑的户数，也大幅增加，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萧何、卫青和霍光等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高祖刘邦所约定的“皇族宪制”，在此次九锡的赐予后，也已然名存实亡。
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加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王莽又一次开创了历史，后世那些想篡权夺位的无不效仿，但都只闻传说，难以见其项背。
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天，金黄的落叶铺满了长安的街道，带来丝丝凉意。
王莽正在府邸中处理着政务，突然，一个消息让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陈崇回来了。
自从去年春天，王莽为了更深入效仿儒家。
分别派遣了陈崇、王恽、班稚，等八人作为绣衣使者，分赴天下各地去观览风俗。
这期间，王莽在王舜和刘歆等人的辅佐下，任宰衡、受九锡，一切政务都按照陈崇之前规划的“路线图”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尽管身边不乏能臣，但王莽对陈崇的信任和欣赏始终如一。
王莽深知“采风”这件事对于了解民情、稳固统治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恰如《诗经》中的“国风”所描绘的，通过深入民间采集歌谣，能够洞察一地的风俗民情，进而评判统治者的明智与否，民风的淳朴与否。
而布置“采风”这项任务，也并非人人都可以胜任，它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思想。
孟子曾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意指唯有王者兴起，方能普天下采风，以观民俗。
因此，王莽派遣陈崇等人进行采风，并非单纯为了搜寻赞美自己的祥瑞歌谣以备不时之需。
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王者之行。
然而，此次派出的八位使者中，最终仅有七人陆续归返长安。
其中中散大夫谯玄，竟在途中闻听王莽荣升宰衡、受赐九锡之消息后，悄然改名换姓，远遁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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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传入王莽耳中，不禁令他感到一丝难以名状的愤怒，当即下令严查。
同样，在归来的七人之中，王莽昔日的小兄弟，班氏家族的班稚，
也未能如众人所愿，带回任何祥瑞之兆或歌颂之声。
这让王莽对班稚的才干与忠诚生出了几分疑虑。
终于，在正式召见这些使者之日，王莽远见到随众而来的几名壮汉，肩扛成捆的简牍，心头大石才稍稍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