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名山大泽产生的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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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针对的是那些靠近山水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
他们无需专注于耕种，便可通过采集山珍、捕捞海味等方式维持生计并获利。
在王莽看来，这些自然资源是国家的宝藏，而这些人未经耕种便能获利是不公平的，也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
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管制并征收“个人所得税”。
后来这一征税措施逐渐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部门。
无论是打猎、捕鱼、采摘山珍、从事养殖和蚕桑种植，
还是进行纺织、行医、占卜风水等活动，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
都需要从利润中缴纳10%的个人所得税或营业税。
王莽之所以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是他认为这些活动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结底都属于末业。
更是美其名曰，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回归农业耕种这一本业……
第五、五均赊贷
所谓五均，实际上是王莽为了平衡物价而采取的一项政策。
他精心选择了长安、洛阳、临淄、宛、成都和邯郸，
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为繁荣的“一线城市”作为实施物价管制的枢纽。
这些城市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而得名。
洛阳位于中心，而临淄、成都、宛城和邯郸则分别坐落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与长安一同构成了五均的布局。
这六大都市无一不是繁华热闹、商品丰富的经济重镇。
市场上，西蜀的精美工艺品、
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乐器以及东越的珍稀玳瑁等商品琳琅满目，
更不必说那些普遍可见的丝绸、漆器和铜镜了。
然而，正是这种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价格的波动，也为投机行为提供了空间。
但儒家思想对于投机行为并不赞同。
因此，王莽对这些城市的市场管理者进行了改革，将原先的“市长”职位更名为“五均司市师”。
这一新职位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还增加了平衡物价的职责。
同时，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作为助手。
“交易丞”的职责是具体管理市场交易，确保物价的稳定。
而“钱府丞”则负责管理“赊贷”，即国营贷款业务。
根据政策设计，“五均司市师”需要在每个季度的中旬，
即二月、五月、八月和十一月，对物价进行一次全面的审定。
他们将商品按照质量划分为三个档次，并根据当地的供需关系来确定价格。
特别是对于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大于求导致商品滞销，
“交易丞”就会以保护价进行收购，确保老百姓不会因此亏损。
而当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超过官方定价时，“交易丞”则会将之前收购的商品以平价销售，从而稳定市场价格。
如果市场供应充足且价格低于官方定价，则允许市民自由购买，以此防止商人囤积居奇、操控市场。
然而，尽管这一制度在设计上看似合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往往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