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案件报到审案中队，再由审案中队提请逮捕，一切都是进行的顺理成章。审案中队一刻都没有耽误，本来三十天的案子，两天就送到了山阳检察院，山阳检察院审核一下没问题就立即批准逮捕，因为牵涉命案，公诉人变成了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因此山阳检察院提前将案情通报给了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一看，我们在提请逮捕前还事先释放了十二个人，于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办案单位在办这个案件中存在猫腻。认为我们在办这个案件时徇私枉法了，市检正愁找不到成绩呢？
我们这个案件简直就是人瞌睡就有人递枕头，他们立即向山阳检察院发了案件纠正通知书，要求严查该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
山阳检察院也感觉事关重大，在调阅了我们的全部案卷后，也觉得这里面存在问题。因为我们放掉的这12个人， 虽然不是主犯，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及情节非常的明确，关键这是一起命案，稍有连带就会被重判，可是我们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放了，连他们检察院的意见也不问一下，甚至都没有去通气。
这样的案子办出来，你说这里面没有猫腻，连鬼都不相信。于是山阳检察院立即向我们公安局发了纠偏通知书，主要列了两条意见。
一是，对这12名犯罪嫌疑人立即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并要求我们公安机关立即对他们进行抓捕。二是，严肃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清查本案中有没有涉及到职务犯罪的行为。同时他们把这个情况上报了市纪委。
我们公安局收到了纠正偏通知书就知道闯下大祸了，按照检察院的要求，第一条还好办，无非是把这12个人开具逮捕证以后上网追逃。可是这第二条就不好办了，追究办案人员的渎职行为。关键是本案中办案单位多次提出不能释放这12名犯罪嫌疑人，是法制科一意孤行，非要放了这十二个犯罪嫌疑人。现在要追责，那应该追谁的责？要让我们刑大办案的人来背这个锅，这肯定是不会背的，因为法制科在释放呈请表上白纸黑字都签了字了，现在他们想赖也是赖不掉的。况且这件事情，赵局跟邵大都多次到法制科去协调，他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现在闯祸了，赵局跟邵大也不会让刑大来背这个锅。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一把手局长也顿感压力。因为上级纪委很快来调查这件事情，主要是询问为什么我们私放人犯，到底是疏忽还是主观的原因。我们余局长深感压力重大，再加上上次上访的事情，还没有平息，两件事情加在一起，直把余局长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估计他把分管法制的副局长心里骂了1万多遍，竟然为了揽权轻重都不分。纪委也没有同我们公安局客气，一上来就把我们刑大上上下下参与这个案件的10来个人都叫去纪委进行了问话。
毕竟我们刑大的人都是吃法律饭的，证据意识那是非常的强的。我们都把相关的文件，以及向局里汇报这个案件的情况及记录，一一向纪委做了报告，这样一来，我们刑大的办案人员的责任全部都撇清了。法制科要想把这个屎盆子扣我们头上，已经做不到了。
纪委只能抓住法制科的人不放，要他们无论如何说明这个案件为什么如此操作。又没有收受案件当事人的贿赂，在明知当事人涉嫌严重犯罪的情况下，还如此枉法裁决。我们局里的领导有没有授意，有没有人参与，都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
最后余局长在局党委办公会议上统一了这件事情的看法。把这件事情定性为严重的司法失误，认为是法制科的人，业务不精，处置失当。然后提请纪委对签字的法制科办案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法制科的人还是挺懂人情世故的，那个办案人员一力扛下了所有罪责。这样我们分管法制的副局长逃脱了相关的责任追究，当然报之以李他也一力保全了这名法制科人员，只给予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严重警告处分。
最后这些事情的辛苦活又落到我们刑大头上，检察院的意见很明确，要我们限期把这放掉的12个人重新抓回来。这不就是我们刑大的苦活吗？
这么大的事情，法制科却能轻轻揭过。如此一来，法制科的地位不降反升，一下子凌驾于局里所有的机关部门之上，公安局的生杀大权皆握之于其手。
艾冬青和我们私下讨论：“以后我们公安局就是法制科的天下，这次的事情表面上看是法制科犯了错，但实际上无形中加强了法制科的地位。这潜台词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犯错，都能轻而易举的躲过去，其他类型的案件更加不在话下。你们办案的单位谁要拂了法制科的意，保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同时我们的葛局长的地位也大大加强，直接凌驾于其他几个副局长之上。我们局里因为没有正的政委和常务副局长，因此法制分管局长理所当然成了局长之下第一人，我看你们以后谁还敢触他的霉头。”
我说：“那赵局和邵大就没有什么意见吗？”
“意见怎么会没有，而且很大。可那又有卵用，余局长不信他们的，有意见也是白搭。听说这件事情，余局长还怪上了赵局，说赵局这个人不顾大局，只看自己部门的小利益，不把公安局的利益放第一位，山头主义太重。”艾冬青说。
“这怎么还摊上山头主义了，赵局长也够委屈的了，好几次被叫去纪委问话，这要是心理素质差点，会不会把其他问题可以交代了。”我玩笑的说。
“我们余局长现在就相信葛局长，这件事情上他就是怪赵局长，不肯分担责任，否则也不至于要处分人。”艾冬青说。
“分担责任，怎么分担，人是他们法制科放的，我们反对了那么多次都不管用，还要我们背锅吗？”我不解的说。
艾冬青说：“法制科的意思，只要我们刑大承认我们取证不到位，那他们放掉犯罪嫌疑人的事情，责任就很轻了。再说了，我们取证不到位，那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上头就是要追查，也追究不到人身上，这样法制的罪过就轻了，那个办案的法制科人员也不用背处分了。余局长说赵局山头主义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说到底，于局长还是在向着这葛局长。”
我虽然对这样的操作非常的不理解和不屑一顾，但是心里还是有些后怕。幸亏这个案子的主办人不是我，以我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表现，我非着了道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