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握着缰绳继续驱马前行想了想继续道：“到底除了东汉末年乱世之时需要大量的马匹来充作战马，在这之前的战事中需要一些战马，
只要需要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偌大的帝国凑一凑还是能凑出需要的战马的，因此便没有一个掌权者会重视养马这件事，
更何况自刘秀之后的汉朝是极其崇尚儒学的，比西汉之时还有过之，没有哪个真正想掌权的人愿意花很多的心思、精力在养马这种穷兵黩武之事上呢？”
西汉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统一思想，崇尚儒学，但是忠君观念并未得到重视。
东汉时期，则在崇尚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忠君的观念，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强化。
东汉之所以强化忠君观念，是因为吸取了西汉覆灭的教训。
西汉虽然崇尚儒学，但是儒家思想中的忠君问题却未得到重视，这使得汉末王莽专政时期，朝野上下，乃至平民百姓之间，拥护王莽者众多，反对者声势较，而且多是以拒绝入朝为官的方式默默抗争。
这表明在西汉人心中并没有强烈的忠君观念，使他们为了维护西汉政权奋起反抗。
东汉光武帝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即位后，对不为王莽新朝服务的官员大加赞赏，表示自己尊崇节义的立场。
由此可见，东汉儒家忠君观念之所以强化的原因，实在是西汉遗留的历史教训。
首先是人感应学的扩展深化。西汉董仲舒的人感应学中，以降符瑞来解释某一姓氏成为君主的合理性。
这使得王莽时期，大肆宣扬符命，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东汉建立后，光武帝更加注重引用符瑞，并且将降符瑞命名某一姓氏成为君主的解释权收归皇帝手中，让意为汉家皇帝服务。
在日常生活中，符瑞得到了膨胀发展，使得生活中带有神秘色彩，并且用神秘性论证刘家成为下之主的合理性。
这为忠君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认为臣子应该尽心尽职忠于皇帝，不应有非分之想，否则就要遭受罚。
其次是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东汉皇帝一改西汉时期不问修史的状况，由统治者领导史官修史，公开干预私人修史。
这使得东汉时期的史书在体例上就表现出刘氏正统的观念，将那些篡位者放入列传之中，确立了抑逆扬善的历史观。
由于史书是为了后世流传之用，一些官员害怕后世名声不保，因此逐渐增强了心中忠君的观念。
他们已经将忠臣名称看作是超越生命和一切的价值归宿。由此可见，干预修史对忠君观念强化对作用。
东汉比西汉更加重视儒学教育，东汉自建立之时，就继承了西汉对儒学的崇尚，并且重视儒学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崇尚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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