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前提示：本章是包含了本作情节的大综述章，因此非常建议结合作品相关中列出的十余篇本章参考文献（原文在书友群可以找到，也可自行搜索）进行深入阅读，这有利于对本卷及后续情节的理解。｝
【希羽组从1982年起创造的许多成就与许多行为都是对科研水平停滞不前、院内改革摇摆不定的中科院数学所甚至整个中科院的猛烈打击。
当我从家里人那里获悉，杨乐委员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研究所内对着其他老人发火的时候，我很难想象那样的场面——中科院内的学部委员之间竟然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薛若琳，1983.11.18】
实际上，夏希羽并不完全清楚的是：从新中国建国开始到改开前夕，“七十二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在内的约六十个科技人才政策，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总体敌视态度，再加上在此期间完全不存在的流动政策，更是已经积蓄了不少矛盾。【1】
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50%至70%，而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52年至1957年的27.78%，下降到1965年至1976年的4.12%。
面对国家最重要的科技发展战略基地的中科院，如何让它服务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其上级们的关注重点。【2】
因此，即使这朵乌云不存在，作为中国科研体系领军者的中科院，在组织和行政方面的一些不完善之处也逐步显露出来——
比如，中科院和相关各方都认为1981年将学部定位为学术领导机构是没有异议的。
然而，“以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为最高决策机构”增加了中科院领导层次的复杂性和决策难度，难以快速因应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确有改进的必要。
比如，学部委员主席团（以下简称学部团）的职责十分重要，但由于主要领导调任其他单位因而使其中科院的领导工作变成兼职等原因，它实际上很少活动。
再比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学部常委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3】
又比如，在1981年5月的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时，还进行了对“院士问题”的讨论。
期间，苏步青提出：“我国应该有院士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土力学家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而地震工程学家刘恢先委员则反对两人的意见，接着数学家李国平也表示了批评。
然而，即使是在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送到大会的一封重要信件，也没有促使中科院加快决断“院士问题”。
此后，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至今。【4】
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自此次学部委员大会之后，此时的学部团已连续近18个月没能开会。
而科学院的干部任命、规划等，涉及人、财、物的重大事项，却都要通过它决定。
于是，中科院内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对现状很不满意：一边是学部也是由科学家们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另一边，各学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很难运行。
这直接导致了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的局面，堪称“两手都想抓，两手都不硬”。
由于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因此这绝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小问题。【5】
与此同时，随着院士问题开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见，特别是在学部委员中征询意见，更多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但在如何处理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关系方面，此时仍旧没有定论。【6】
面对上述现实困境与外在压力，中科院并没有完全躺平。
早在办院方针等重大问题还在讨论之时，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于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此时它还不是一个面向全国、仅有小部分的项目申请来自于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面向全国的科研基金。【7】
另外，科学基金制在中科院试行之初，就以“专家评审，择优支持”为特征，即明确了“谁来评”和“评什么”的问题。但由于同行评议处于先行先试阶段，关于“如何评”的工作规范较为简单。【8】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很清楚：一方面，此时国内的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同行评议，因此上述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相对规范和完备的同行评议系统；【9】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中国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同行评议中人情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同行评议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
于是，冯琪诺在内的方尖碑中心与经济决策中心的所有同事们在看到国内对这些项目的各类报道时，都发现许多成果不是“国际先进”就是“国内领先”，各种奖励“遍地开花”。科技评价实际上处于失真失控的状态，负面影响很大。【10】希羽组研究所对上述成果的判定尚且因信息有限而受到了严重阻碍，外行更是无从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