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即便有些武官不理解朱高煦为何这么做，但仍然像蹇义、于彦昭等六部九卿一样选择了遵旨。
洪武年间，大明本土省级行政区划，除了直隶之外，还有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二个省。
朱棣退位时，大明本土省级行政区划较之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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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洪武年间多了六个，分别是北庭、安西、蒲昌、辽东、贵州、交趾。
朱高煦改浙江为江东，拆湖广为湖南、湖北，拆南直隶分为淮西、淮东，乃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并非是标新立异。
永乐十三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改京师为南京，直隶改称南直隶。
同时，朱棣为了安抚南京百姓，以及减轻都城迁徙的压力，特地保留了六部之中的礼、刑、工三部，但均加“南京”二字。
南京礼部理论上负责南方海外藩国的朝贡事宜，不过朱棣早就将这一职权剥夺，授予给了京师礼部。
故而，其最终沦为了只负责每年专职祭祀朱元章孝陵的衙门，压根没有太多职权。
南京刑部原则上负责南直隶地区诸司、公侯伯府、京卫所的刑名，相当于南直隶的提刑按察使司。
但朱棣迁都后，南京的公侯伯们绝大多数都陆陆续续搬迁到了北京，留守司等诸司触犯大明律法，南京刑部也没有终审权，也得押送北京。
可以说，南京刑部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刑名衙门，职权有限。
至于南京工部，除了负责南京城和南京皇陵、宫殿的维修以及南直隶各地的营造，还同时管辖着全国最大的龙江造船厂，是南京礼、刑、工三部之中油水最大的衙门。
然而，实际上在朱高煦的“微操”之下，南京工部的许多官员，多是从北京工部派遣过去的兼职人员。
在永乐中期以前，仅南直隶的赋税便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考科举中榜人数占天下三分之一以上。
随着经济发展，倘若后世南直隶出现了割据势力，那么该割据势力便可利用其独特优势，以一隅之地硬抗朝廷，让大明伤筋动骨。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朱棣早就想把南直隶给分了，之所以把这件事留给朱高煦，他就是想把这份功劳让给朱高煦。
历史上，朱棣迁都后也是在南京留置礼、刑、工三部，均加“南京”二字。
只不过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下令去“南京”二字，并增吏、户、兵三部于南京，复原六部之制。
正统六年，复定以北京为京师，南京六部前各加“南京”二字，遂成定制。
历史被改变后，朱高煦成了皇帝，自然不会再走历史上的老路，弄一个南京六部出来。
他要趁着南京礼、刑、工三部职权势微的情况下，把南直隶拆分成两个省，如此一来就会多出许多官职。
此种好事，自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也是朱高煦没有与内阁众臣商议，仅仅与六部九卿曾经提过几次之后，便乾纲独断直接颁布圣旨的原因。
当然，他这么做，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弊端，但从时间效率上来说，总归是利大于弊。
像齐泰、蹇义、夏原吉这种积年老臣，当然看得出来按朱高煦圣旨里那样拆分南直隶是极其不合理的。
不过，他们也明白，若是太合理的话，反而会增加由南直隶拆分而来的两个省的割据风险。
朱高煦如此拆分南直隶，确实是故意为之。
前元行省的划省原则，一改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做法，明确以犬牙交错为主导。
这样做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行省赖以自重的自然地理之险、区域经济之利、一方民众之心。
可以说，此种划省原则，在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具有转折意义。
朱瞻域见群臣恢复了最初的平静，于是从他左侧宦官手里接过今天的最后一份圣旨，将之缓缓展开，然后大声宣读道：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为巩固边防、守境安民，今设立九大都督府，节制天下诸省卫所兵马。”
“一曰直隶都督府，节制河南、山东、山西、直隶、辽东境内卫所。二曰陕蒲都督府，节制陕西、蒲昌境内卫所。三曰北安都督府，节制北庭、安西境内卫所。”
“四曰朵川都督府，节制朵甘、四川境内卫所。五曰云贵都督府，节制云南、贵州境内卫所。六曰湖广都督府，节制湖南、湖北境内卫所。”
“七曰两广都督府，节制广西、广东境内卫所。八曰两江都督府，节制江西、江东、福建境内卫所。九曰两淮都督府，节制淮西、淮东境内卫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