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坚持一两代人，土着们就彻底融入华夏了。
朱高煦特地趁着新设府县官员的机会，把强制汉化的执行情况作为了孟甸、孟挝所有府县官员的考核标准之一，土县也不例外。
所谓“土县”，即知县由当地豪酋、头目担任的县，这种土官就叫做“土知县”。
朱高煦准许新置的孟甸、孟挝下辖的各府之下的县，半数为土县。
对于愿意和朝廷合作的土着头目，都赐冠带，给以诰敕，使任本县知县等官。
但朱高煦特地对土官人数设置了上限，即不超过总数的一半。
让两省地方上的豪酋、头目充任土知县，乃是为了安抚两地的民心，降低原先十余个宣慰司下辖土着百姓对大明朝廷设置郡县、强制汉化的抵触情绪。
毕竟，面对有了官身后触手可得的利益与权力，用汉姓汉名汉俗、说汉话什么的，对地方豪酋、头目而言，根本就不算是事。
朱高煦考虑到土知县可能会欺上瞒下，做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
因此，他在诏书中明确规定，土知县为文官职，负责一县民政，因其故俗，附辑土民，修职贡，纳赋税，朝廷颁给铜印、敕书，赐以冠带，一般准世袭。
若土知县在任期内胡作非为，触犯大明律令，朝廷自会罢其官，重新委任新的知县。
各府县设有卫所，由都指挥使司进行管理，选拔地方上的小头目担任卫所百户及以下级别的武官职，一般准世袭。
当然，违反军法与触犯大明律令者，依然会依法依律处罚，朝廷不会因为其土民出身而对其网开一面。
至于土着出身的卫所将士如若立下军功，朝廷也会一视同仁，论功行赏，该升职升职，该赐爵赐爵，不会搞区别对待。
毕竟，蒙古色目将士投降大明后累功升任都指挥使，或者封爵的又不是少数。
另外，为了保障孟甸、孟挝的后勤供应，朱高煦命户部令商人往两地“纳粮给糖”之策。
当时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糖之例为：“凡往孟甸、孟挝纳米三百斤者给交州冰糖两百斤。”
交州冰糖品质之高，仅次于御用贡品南洋冰糖，其市价比大米高出数倍。
如此丰厚的回报率极大的激发了商人的积极性。
当时商人们在孟甸、孟挝招人开垦土地，种植稻谷，纳粮于官府，然后领取糖引，支糖发卖。
商屯的发展，加快了孟甸、孟挝土地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两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然，除此以外，朱高煦也没忘记搜刮外国。
就在设置两省三司衙门的同时，朱高煦还下旨遣使南下暹罗、真腊、占城，征粮饷助孟挝、孟甸兵食。
当时的暹罗王、真腊王、占城王可不敢驳朱高煦的面子，皆在收到旨意后，下令运粮三千石或五千石以助。
与此同时，朱高煦还在孟甸、孟挝积极推行汉化教育，先后在万象府、麓川府、缅甸府及木邦等府开设常科书院。
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许多土知县甚至还遣其子侄入京师求学。
至于后世传闻说张辅、朱能在攻克麓川之后曾经将麓川国在官之典册，在野之典章，悉付之一尽。
这种说法不见于史册，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毕竟，麓川、老挝平定之后朱高煦曾经让张辅、朱能“考前元时所留兵数并计岁用及税粮徭役之法与凡事便宜以闻。”
而张辅、朱能的回复大致相同，说是因为屡经兵乱，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
由此可见，乾熙君臣并没有烧毁麓川、老挝史籍的打算。
至于历史的真相如何，那后世之人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数年后思任法父子及麓川、老挝等屡次作乱的土司首脑皆被剿灭，并无后人留下。
此外，朱高煦还不断从全国各地调兵入孟甸、孟挝开展军屯。
乾熙十五年六月，诏两淮都督府各选辅兵三万五千人及其家卷，给军器、农具，调入孟甸之地屯种听征。
乾熙十五年八月，诏两广都督府选辅兵两万四千人，给军器、农具，调入孟甸之地屯种听征。
乾熙十五年冬十月，诏陕甘都督府调陕甘土军四万三千人，往孟挝屯种听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