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神秘的大佛》上映后，韩平已经不再是那个小透明，他的编剧身份，导演身份，乃至其他几个身份随着报纸的爆料也是广为人知。
他的文章《在当今社会下，电影需要艺术性还是娱乐性》在《燕京晚报》发表后，迅速引起了业内以及大众的广泛讨论。
他在文章中写道：“近期燕影厂制作，本人编剧和参与导演的作品《神秘的大佛》受到不少关注和讨论，这是好事。
时间进入80年，华夏电影界必然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变革。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而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娱乐形式，理所当然受到广泛关注。”
提了一嘴自家电影受到批评和攻击的原因后，韩平开始剖析电影的本源，“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其娱乐功能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娱乐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电影也具备教育功能和艺术（审美）功能，但这些功能是在娱乐功能的基础上得以延伸和发展的。换句话说，电影首先应该是有趣的、吸引人的，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教育和审美价值。”
韩平并不否认电影是一项艺术，电影也需要一定的艺术性，但谈论艺术的同时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最起码人民群众要看得懂。
接着，韩平话锋一转，“自从改开后，我们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不妨看得更远一些。国外电影市场可谓百花齐放，万类霜天竞自由也蛮好的嘛，完全可以将选择权交给观众。也许有人说艺术电影才是电影，可纵观近些年制作并上映的电影，不乏屎上雕花之作，故事都讲不清楚，又何谈艺术？”
艺术片和商业片或者说是娱乐片的差异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并未如同华夏一般泾渭分明。
不仅如此，纵观华夏电影史，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区别很难以“市场盈利”作为标准，艺术电影不一定意味着低票房。
当然，这里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观众对外界信息接触有限，比如在50~70年代，华夏电影大力学习苏联的政治艺术电影，华夏电影的票房神话也恰恰集中在那个时期。
再之后，是特殊时期结束后，前世在80年代爆发，年年都有票房过亿的电影，其中不乏艺术片。反而到了几十年后，艺术片和商业片倒显得泾渭分明起来。
艺术片受到欧洲电影影响，被导演拍得晦涩难懂，票房一般很差，而商业片呢，艺术性不能说没有，但能成功将艺术性成功融入商业电影中的也是少之又少。
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真正形成了二元对立，成为可叹。
这一世，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对立并不明显，艺术电影不具备商业性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
如果可以，韩平自然想将这种风头掐灭。
艺术片要照顾观众的理解能力，商业片也不能全都向钱看，没有一点内涵。
总之，韩平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人都破防了。
比如持批评观点的，是国内电影评论家协会的大佬梅铎。
她在看过韩平的文章后，当即作出回应，“燕影厂拍摄所谓的‘武术片’，‘功夫片’在娱乐之中，也是应该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赋予一定的教育意义的。但是，现在《神秘的大佛》这部影片不仅情节纯属编造，谈不上什么教育意义，更没了电影该有的格调和艺术性。可以说导演和编剧的兴趣主要是为了迎合观众，生编硬造，散布一种庸俗、低级的趣味。”
她的观点与《光明日报》类似，单纯认为《大佛》没有教育意义，武打场面会教坏年轻人，电影中的不少镜头还会对观众进行感官刺激，片中挖眼睛的镜头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评论家吗，存在的意义就是给电影挑刺。
韩平理解归理解，也接受批评，但谁想一棍子把《大佛》打死，那至于钉在耻辱柱上，他却不能答应。
他当即联系《燕京晚报》，拿出自己的另一份稿子。
第二天，《燕京晚报》‘电影版面’，韩平在文章中和梅铎激情对线，“最近有不少人一直在批评《大佛》这部电影，认为这部电影是低俗的，难登大雅之堂。在国外，观众听交响乐都会穿西装进场，但咱们国家还在发展，许多人没这个条件，要是小老百姓穿着短打进去听交响乐，他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交响乐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
“我们没有把《神秘的大佛》看作是多么高雅的艺术品，就把它当成一瓣大蒜吧，也无非是想调剂一下人们欣赏的口味。但是绝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吃大蒜，喜欢喝咖啡，就非要把大蒜贬低一番不可，说它‘格调低下’，是什么‘发臭的食物’，甚至还认为喜欢吃大蒜的人也是低俗之辈，‘受到庸俗趣味的麻醉’，这样的观点未免有点太偏颇了。咱们搞电影的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
韩平的这篇讨论《高雅和低俗》的文章使得他彻底出圈，电影圈和文艺界都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屎上雕花固然惹恼不少文艺大咖，却也俘获不少青年读者的心。
要知道这可是八十年代，标榜自由和蔑视权威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一种本色。
所以，韩平靠着一篇文章圈粉无数，也并不足为奇。
很多读者和观众看过电影和文章后，甚至写信支持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