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酒割发代首，支付赎金，在不损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救下了七百多名吴越之民性命，一时被奉为神明，在越国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仁君”形象。
但俱酒的出发点却不是单纯的作秀，而是基于对历史上卫鞅其人的认知。
先秦时期的法家，都偏向“重刑主义”。尤其是卫鞅，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者，其后的韩非子也坚持这一思路。
“重刑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轻罪重刑”和刑罚残酷。
翻开《商君书》，重刑的主张比比皆是，比如“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用重刑去处罚轻罪，刑罚执行到位，事情就迎刃而解，国家就强大了。
卫鞅还主张“重刑轻赏”，提出“王者刑九赏一，削国刑五赏五。”也就是要将百姓的价值压缩到最极端。
至于刑罚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墨、劓、剕、宫、凌迟、大辟、腰斩、五马分尸、炮烙之刑等等，主打一个残忍。
重刑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威慑作用发挥到极点，乱世用重典常常会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严刑峻法必然动摇统治根基，“天下苦秦久矣”就是重刑主义结出的恶果；二世而亡，也是拜重刑主义所赐。
正是基于对重刑主义的警惕，俱酒果断出手，制止了卫鞅在邗沟边的这次大屠杀。
在免死吴、越民众的欢呼声中，汉王俱酒登船继续南下，卫鞅也跟上船来，进入船舱之中参见汉王。
俱酒道：“相国，赎金朕一分也不会少的。”
卫鞅大礼参见：“臣适才失礼于王，罪该万死，请王上责罚。”
俱酒微笑着道：“相国之心，朕岂不知？此举，声名归于朕，祸灾归于身，相国志在宣扬汉德，感化越民。”
接下来，卫鞅向俱酒汇报了他在越国施政的情况，因为有采采公主的鼎力支持，以及淳于浩舟师的强力背书，各项改革计划推进顺利。
第一步，明法。将在魏国学习的李悝《法经》以及汉国的法制经验，一股脑地搬到了越国，最重要的是突出一个“轻罪重刑”，使越国治理有了定海神针。
第二步，强军。推行军功爵制。使凝聚着卫鞅心血的“十七级军功爵制”在越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卫鞅接受俱酒的建议，改“斩首记功”为“斩馘（guo）记功”，而且为了防止冒功，规定以左耳记功。
卫鞅亲自选拔越国勇士，通过汉水军校吴越分校进行培训，严格实行“军功爵”激励机制，训练出一支特别能打、特别野蛮、特别不要命的军队。
当时，越国内部也是大大小小的山头林立，尤其是南部的闽中郡，大小部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卫鞅在治军初见成效之时，亲自率军南征闽中，牛刀小试。在“斩馘记功”的激励之下，打得百越各部落花流水。既磨砺了军队，也使原本有名无实的闽中郡，真真正正建立起郡县统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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