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人继承与发展了殷商文化，商业繁荣，城市发达。睢水北岸的宋都睢阳、济水北岸的重镇定陶，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都是战国时期极其繁荣的商业都会。
所谓困了有人送枕头，饿了有人送馒头。就在齐国刚刚动了小心思的时候，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给齐国出兵宋国提供了借口。
宋国此时的国君正是之前与汉王有过交集的公子辟兵，他在宋休公去世之后，顺利接班成为宋国的国君，然而面临的却是国内权臣当道的局面。
此时掌控朝局的是宋国司城子罕，封剔成君，又称剔成肝，是宋国戴氏。
戴氏，出自春秋时期宋戴公。戴公后人以戴为氏，以贵族身份，长期活跃在宋国的政坛上，并且发展出华氏、乐氏、皇氏等分支，遂成尾大不掉之氏，早早地淘空了宋国的统治根基。
司城是宋国特有的官职。原来宋国以司空为尊，掌管国事。到了宋武公时期，司空这个官名不能用了。
因为宋武公的名字就叫“司空”，为了避宋武公之讳，宋国将“司空”这个官职改称“司城”，是为宋国最高执政官。
受宋国影响较深的曹国，也曾出现“司城”这一官职。曹国被宋国所灭之后，“司城”这一职位，就成了宋国独一份的特色。
宋公辟兵上位之后，司城子罕根本没把这小子放在眼里。
这一天，他上得殿来，傲慢地对宋公道：“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
意思就是说，赏赐这类的事情，国民都比较喜欢，就由国君去做；打打杀杀，讨伐征战这类事情，国民都比较讨厌，恶人就我来当喽！
这段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却非常直白地就将国家机器全部夺到了自己的手中。
宋公辟兵君位还没坐稳呢，连这位权臣的眼睛都不敢正视，只好全部答应了。
朝中大臣有事启奏，宋公都不敢做主，而曰：“问子罕也。”
子罕得到了宋公的授权，立即出威令、诛大臣、举重兵、伐敌国，将宋国大权全部掌控。于是大臣畏惧子罕，普通百姓归附子罕。
宋公辟兵既然不能主导国事做一个有为之君，索性破罐子破摔，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声色犬马，荒唐无稽。
殊不知，这样正中子罕的下怀。宋公辟兵即位的第三个年头上，子罕悍然发动兵变，将这个乱世国君如同杀鸡般给宰了，自己登上了宋国国君之位。
宋公辟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起若干年前见过汉侯俱酒，当时他曾劝说过自己：“当防戴氏。”然而，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宋公辟兵由于是死于政变，连个像样的谥号都没有，历史上就把他笼统地称为“宋辟公”，而《谥法》中是没有“辟”这个谥号的，可见宋辟公死得有多草率。
因为子罕是宋戴公之后，史称此次政变为“戴氏取宋”。
“戴氏取宋”作为战国时期重大的政权更替事件，却没有引起诸侯足够的重视，也未能引起社会面广泛的反应，更在史籍中一笔带过，使之成为了一笔糊涂账。
究其原因，是因为戴氏取宋，本质上是“小宗代大宗”，都是宋国的公室在内斗。
战国时期衡量一个国家的存亡，常常以宗庙是否绝祀为标准。宗庙绝祀，就是改朝换代的标志性事件。
比如《史记》在描述晋国最后灭亡时写道：“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描述吕氏齐国灭亡时称：“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以“绝其祀”来宣告晋国和吕氏齐国的灭亡。
以战国时期人们的眼光来看，戴氏取宋，没有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那样发生“绝祀”的事件。
戴氏取宋，就是小宗取代了大宗，对宗庙的祭祀并没有断绝，戴氏同样也是宋国公族的后人嘛，也不用周天子改封了。
戴氏取宋没有引起世人的多大注意，却给齐公田因齐干涉宋国内政，甚至吞并宋国提供了口实。
田因齐开始对宋国磨刀霍霍，露出了贪婪的獠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