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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潼来到芙蓉园的时候,才发现这座皇苑已经改名为菡萏园。初时还有些不理解,但在略作思忖后才想起来,原来这是为了避他嫡母房氏之讳。房氏闺名芙蓉,所以行台有这样的举措。
避讳这种事情,分为国讳、家讳。国讳方面自不必说,比如贞观末期将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还有李潼来到大唐后,还没见到一个完整写出的“治”字。不独在世帝王要避讳,遇上武则天这种穷讲究的,垂拱年间还将华州与华山改名,避她祖父武华之讳。
家讳方面那就复杂得多了,父母名讳、身为儿女是一定要避讳的。像李潼最开始这方面不怎么在意,与人交谈常吐“贤”字,但在府佐们旁敲侧击的提醒下,已经好几年嘴里都不能直言“贤”字。
哪怕他如今仍然归籍他大爷李弘一支,但生父之讳还是不能免除,以至于行台佐员们无论当面言事还是文书传递,都要尽量避开几个字眼,即便不得不写,也要缺笔。
有关家讳方面的轶事,魏晋之际流传不少,毕竟在那个门阀畸大的年代,维护一个家族的尊严体面就是家族成员最大的责任。
当然唐代也不是没有,最著名的就莫过于英年早逝的李贺了。李贺的遭遇完全就是少年才高、锋芒太露而遭群妒的典型。
虽然说唐代出仕不唯科举,最终李贺也通过门荫入仕,但仕途却因此搁浅。毕竟他可没有李德裕那样一个出众的家世,可以完全不理会乃至于不屑于科举出身给仕途带来的加持。
总之,避讳这种礼制引出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小到坏人前程,大到打击异己。到了清朝蛮夷入主,则更成为统治者打压知识群体的主要手段之一,因避讳而引发的文字狱便有多桩。
至于行台将芙蓉园改名的举动,这就是可有可无。毕竟眼下房氏作为潞王太妃,本身也没达到国讳的程度。家讳的话,则更多还是对自我的约束,比如杜甫终生不咏海棠诗。
李潼自己对于避讳之类敏感度不高,但行台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只能说眼下的行台诸事的确是上了正轨,甚至就连雍王在言行上一些不拘小节的地方,都有专人察遗补漏,避免被人吹毛求疵。
芙蓉园也好、菡萏园也罢,无非一个荷花池子。菡萏园内,凿渠引曲江水再造大池,诸亭台楼宇都是傍池而建。与曲江池勾连的这一段渠道,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至于再往里,则就禁绝闲杂人等出入了。
长安城东地势,因有乐游原的缘故,本就北高南低,菡萏园中有楼高止数丈,但于此楼台之上,已经颇具鸟瞰视野,于此居高而坐,有四面春风徐徐而来,夹杂着桃李花香,近可欣赏桃李斗艳、锦绣成堆,向远可望曲江池清波微澜、岸边游人如潮。
“旧年在事,辗转江南,所见水汽糜烂、物性近淫,全然不如京中水木清华、恰到好处。人间妙境,殿下拥得,推给黎民共享,视野所及,俱是拳拳慕化之心啊!”
李千里虽然颇有衰老之态,但气度仍是不俗,相携登楼之后,落后雍王半身,凭栏望远,指着曲江池周边那些帐幕并游人们笑语说道。
听到李千里这么说,李潼也只是一笑。他来到这个世界,游历的地方虽然不少,但也只集中在黄河一线。行途所见,讲到自然风光的话,那自然是各有千秋。但如果说人文与自然搭配最为和谐的,首推还是神都洛阳。
长安城格局如此,无论繁荣与否,给人的感觉都略显严肃,并没有洛阳那种因地制宜的随和亲近。讲到宜居性,长安跟洛阳更是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这倒也不是踩一捧一,毕竟长安在国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并不体现在居住条件上。
“宗亲宦游经年,如今终得归乡。我幸承天命,守治此方故业,唯盼勤于人事、守于周全,勿使风物衰损,无负人所寄望。”
扶栏眺望片刻,李潼拉着李千里返回阁内坐定,并笑语道:“皇命虽不以折抑人情为使,但敕命所加,终究各不自由。如今幸会于京内,慰于别情,案牍琐事且置一边,宗家小子身怀仰慕,当与王畅论情谊。”
李千里今次所领使命不无尴尬,所以李潼也就先定下一个基调,咱们谈感情、不聊钱。如果李千里识趣,那自然是他宗家长辈、座中贵宾。如果这家伙不识趣,那也就无谓浪费感情,自跟行台下僚扯皮去吧。
李千里闻言后又稍作拱手,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