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事反映出东晋朝廷在军事实力和战略部署上的局限性。一方面，东晋内部存在着门阀割据、兵力分散的问题，难以集结足够强大的统一力量进行有效的对外征伐；另一方面，北方的后赵政权在石勒、石虎父子的经营下，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统治基础和强大的军事机器，非一时之力所能轻易撼动。
庚亮北伐的失败，不仅给东晋带来了一次沉重的军事打击，更促使朝廷深刻反思其国防战略和整体政治布局。朝廷开始意识到单纯依赖武力征服并非解决边疆问题的最佳途径，而是需要结合外交、内政等多种手段，调整国家战略重心，提升内部凝聚力，同时寻求与其他北方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或联合抗敌的可能性。
四、社会经济改革举措
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期间，东晋王朝面临的内外挑战极为严峻。内有门阀士族势力不断壮大，外有北方强敌环伺，中央集权日渐式微，国家对重要资源的掌控力亟待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衍在位的中后期，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权威、限制豪强势力的改革举措。
336年，晋成帝颁行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壬辰诏书”。这份诏书的核心内容是严格禁止豪族将领非法占有和垄断山川大泽等公共资源，这些资源在当时不仅是重要的农业、水利和交通设施的基础，更是国家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许多世家大族凭借自身势力，肆意侵占国有土地，特别是肥沃的田地和丰富的水源，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且严重削弱了国家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和财政收入。
通过壬辰诏书的颁布，司马衍力图从法律层面上确立国家对山川大泽的所有权，并坚决打击那些违法侵占的行为，借此机会彰显皇权对全国范围内自然资源的绝对支配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士族的过度扩张。这一措施在短期内虽可能引发部分豪强大族的抵触情绪，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税收来源，为中央集权的强化奠定了基础。
五、户籍制度改革与“土断”政策
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期间，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社会治理错综复杂的局面。东晋建立以来，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形成了诸多“侨置州郡县”，即所谓的“侨民”，他们大多沿袭原籍户籍制度，与所在的新居住地并没有建立起紧密的行政联系，这对中央政府有效管理地方事务造成了极大困扰。
341年，晋成帝深感原有户籍制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于是决定大力推行“土断”政策。所谓“土断”，是指将原先因战乱等原因南迁的世族及其所属人口，根据他们实际居住地重新登记户籍，纳入本地行政管理体系，不再沿用原籍地的行政区划和户籍关系。这一变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首先，通过“土断”，世族不再能凭藉原来的户籍身份逃避地方赋税和徭役，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地方资源的垄断和对地方行政的干预，减少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其次，“土断”有助于促进南迁人口与当地土着的融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江南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土断”制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遭到了不少世族大户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原有的特权地位和对隶户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但即便如此，晋成帝坚持推行“土断”，表明了中央政府力图破除旧有弊端、整饬社会秩序的决心。
六、英年早逝与身后哀荣
尽管晋成帝在位期间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决心，但天不假年，他在位仅十七载，于342年病逝，享年仅有二十一岁。这位未竟全功的年轻君主被安葬于兴平陵（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鸡笼山），赐予谥号“成皇帝”，庙号“显宗”，其短暂的一生及其在位期间所推行的改革举措，无疑在东晋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晋成帝司马衍虽然在位时间并不长久，却在东晋初期的动乱局势中努力维稳，力求革新，他的人生轨迹和治国实践凸显出一位身处乱世、力求中兴的青年君主形象，虽未能彻底改变东晋衰弱的局面，但其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尝试，无疑对巩固东晋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