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时期，权宦李辅国与鱼朝恩相继权倾朝野，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李辅国因拥立唐代宗有功，长期把控禁军，干预朝政，甚至一度凌驾于皇帝之上。鱼朝恩则是在程元振被诛后迅速崛起，不仅手握兵权，而且多次在朝堂上公然挑衅皇帝权威，其嚣张跋扈之态令朝野侧目。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局面，唐代宗急需一位能够帮助他削弱宦官势力、巩固皇权的得力助手，元载适时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元载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巧妙地策划并执行了对李辅国与鱼朝恩的铲除行动。针对李辅国，元载洞察其权势虽盛，但人心渐失，皇帝对其日益不满。他暗中联络不满李辅国的朝臣与将领，搜集其罪证，同时利用李辅国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其势力。在时机成熟之际，元载果断建议唐代宗采取行动，最终成功剪除了李辅国的羽翼，迫使其交出兵权，并将其逐出朝廷，不久后李辅国遇刺身亡，其专权局面至此终结。
在李辅国之后，鱼朝恩继续以禁军统帅身份干预朝政，其势力更为嚣张。元载再次施展政治手段，一方面利用鱼朝恩的狂妄自大，诱导其犯下更多过失，加剧其与皇帝及其他朝臣的矛盾；另一方面，他精心布局，通过收买鱼朝恩身边亲信，掌握其内部动向，并在鱼朝恩疏于防备之时，密奏唐代宗，详述其罪状与图谋不轨之举。唐代宗在元载的劝说与策划下，决定果断铲除鱼朝恩。元载亲自指挥，成功诱捕鱼朝恩，并将其勒死，彻底清除了这一威胁皇权的巨蠹。
这两次关键的政治斗争，元载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执行力。他不仅准确把握了皇权与宦官势力的微妙平衡，巧妙利用各方矛盾，还能够在关键时刻果断出击，确保行动的成功。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削弱了宦官对朝政的控制，极大增强了皇权的稳固性，同时也使元载在朝中的地位与威望达到顶峰。唐代宗对元载的倚重与信任加深，特进封其为颍川郡公，赋予其更大的权力。至此，元载几乎可以左右朝政走向，成为一时无二的权臣。
然而，权力的急剧膨胀也使元载逐渐丧失了初心，他开始滥用权力，排除异己，大肆敛财，生活奢靡，甚至干预科举，培植私人势力，导致朝政日趋腐败，民怨沸腾。这些行径最终引起了唐代宗的警觉与不满，为元载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四、败亡与身后评价
大历十二年（777年），元载的倒行逆施终于招致了皇帝的雷霆之怒。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奉旨将其逮捕，随后元载被赐死，家产被抄没，家人亦受牵连。元载的迅速垮台，标志着一个曾一度权倾朝野的宰相的彻底陨落。
然而，历史并未完全抹去元载的痕迹。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感念元载在代宗时期对皇权的维护与支持，即所谓的“翊戴之功”，决定恢复其官职，以礼改葬，并赐予谥号“成纵”。这一举措，虽未能完全洗刷元载生前的罪过，却也反映出后世对其功过的复杂评价——一方面，他确有辅助君王、清除权宦之功；另一方面，其晚年的专权腐败又不可否认。
综上所述，元载的一生堪称一部典型的权力浮沉史。他凭借才智与机遇从寒门子弟跃升为宰辅重臣，立下显赫功勋，却又在权柄的腐蚀下走向贪腐与专权，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元载的故事警示后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伟业，也能导致自我毁灭，唯有坚守道德与法纪，方能避免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