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仇士良之后，李炎继续推行削弱宦官势力的政策，通过调整宫廷职务、限制宦官参政范围、提拔忠于皇权的官员等方式，进一步压缩宦官在朝政中的影响力。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宦官干政的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势力的膨胀势头，为皇权的巩固与朝廷秩序的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军事成就：平定昭义之乱与对外征战
会昌三年（843年），唐武宗李炎面临地方藩镇挑战，昭义节度使刘稹举兵叛乱，意图割据一方。面对此危局，李炎展现出了果断的军事领导力，迅速调集各地兵马，集结精锐，对刘稹叛军展开围剿。在李炎的亲自指挥下，朝廷军队历时数月，通过严密的战略部署与激烈的战场对决，成功平定了刘稹之乱，史称“平昭义之乱”。这一胜利不仅彰显了中央朝廷对地方叛乱的强有力压制，更在实质上增强了中央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提升了中央威望，使得一度因藩镇割据而趋于分裂的唐朝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为唐王朝的中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李炎并未满足于国内的军事胜利，而是积极对外用兵，以确保国家边疆的安全稳定。北方的回鹘势力时常侵扰边疆，威胁国家安全。李炎果断派遣军队出击，成功击败回鹘，稳定了漠北局势，有效保障了北方边疆的安宁。此外，他还对西域地区进行战略规划，强化边防建设，通过军事威慑与外交手段相结合，确保了西域地区的稳定，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边疆防线。
李炎在军事领域的出色表现，充分展示了其作为一代君主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无论是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御敌安边，他都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制定并执行有效的军事策略，确保了国家领土完整与社会安定。
五、宗教政策争议：“会昌法难”与佛教“三武之祸”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最具争议性的举措无疑是其对佛教的严厉打压。会昌五年（845年），李炎以佛教僧侣逃避赋税、占据大量土地资源为由，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宗教清洗运动。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佛寺，没收寺产，包括大量良田，迫使大量僧尼还俗，佛教文化因此遭受严重冲击，史称“会昌法难”。这一事件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行动并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之祸”。
李炎的灭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部分缓解了社会经济压力。然而，其对佛教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这一政策饱受后世争议。一方面，李炎的举措反映了其强化中央集权、整顿社会经济秩序的决心，试图通过打击佛教势力，收回被寺院占用的资源，以充实国库，改善财政状况，同时也可抑制佛教势力对世俗权力的潜在挑战。
另一方面，李炎的灭佛行动暴露了封建帝王在处理宗教问题时的极端化倾向，他们往往视宗教为可任意摆布的工具，忽视其对社会精神生活、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佛教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其信徒众多，寺庙遍布各地，李炎的强制性灭佛，无疑是对社会多元文化的一种粗暴践踏，导致了民众情感的深深伤害，加剧了社会矛盾，对唐朝的文化生态造成了长远影响。
六、晚年病逝与历史评价
晚年，李炎因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丹，性格变得急躁，且长期疾病缠身。会昌六年（846年），李炎病逝，享年三十三岁，葬于端陵（今陕西三原东北大程镇桃沟村）。
综观李炎的统治时期，他在政治上大力整饬朝纲，抑制宦官势力，扶持李党，有效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军事上平定内乱，抵御外侮，巩固了边疆安全，维护了国家统一；在经济上通过打击佛教，回收大量土地与财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经济矛盾。然而，其对佛教的极端打压政策，也引发了深远的社会文化冲突，成为其统治时期的一大争议点。
总体而言，唐武宗李炎以其雷厉风行的施政风格，对内整顿朝政、抑制宦官，对外平乱安边、巩固国防，展现出了一代铁腕帝王的形象。尽管其宗教政策备受争议，但其在位期间对唐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诸多贡献，使其在唐朝中后期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