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登基后，深知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各地割据势力依然盘踞，威胁着中央集权与社会稳定。他采纳首席谋臣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战略，以此为指导，有序展开统一战争。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先集中力量攻克南方相对弱小且地理位置偏远的割据政权，再挥师北上，解决北方强敌，从而避免两线作战，减少风险，逐步积累实力。
按照这一战略，赵匡胤首先将目光投向南方。显德七年（963年），宋军兵不血刃，和平接收荆南（湖北江陵一带），为统一南方打开了局面。同年，赵匡胤又命大将王全斌攻灭武平（湖南常德一带），顺利将其纳入宋朝版图。随后，宋军挥师西进，于乾德三年（965年）攻灭后蜀，尽收四川富饶之地。接着，赵匡胤派遣潘美、尹崇珂等人南下，于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将广东、广西收入囊中。最后，经过数年围困与劝降，南唐后主李煜于开宝八年（975年）投降，标志着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基本实现统一。
在这一过程中，赵匡胤不仅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更注重战争与政治手段的结合，尽量减少战争对民众的伤害，如在征服后蜀、南唐时采取了招抚与军事打击并用的策略，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些成功的统一战争，极大地拓展了宋朝的疆域，增强了国力，提高了国家威望，为后续的北伐与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杯酒释兵权，强化中央集权
赵匡胤即位后，面对唐末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历史遗留问题，深感军权分散对中央集权构成的巨大威胁。他深知，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赵匡胤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手腕，巧妙地策划并实施了两次“杯酒释兵权”，不动声色地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成功地将全国军权收归中央。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席间谈及他们手握重兵可能面临的危险，暗示他们主动交出兵权，换取朝廷的优厚待遇与安稳晚年。将领们听闻此言，深感惶恐，次日纷纷上表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遂顺水推舟，将他们调任闲职，给予丰厚赏赐，从而和平地解决了禁军内部的权力问题。
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针对地方藩镇，同样通过宴饮的方式，劝说节度使们放弃军权，改任虚职，并将他们的子弟召入朝中任职，以此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通过这两次行动，赵匡胤成功消除了内部兵变的潜在威胁，实现了对全国军权的集中掌控。
除了解决军权问题，赵匡胤还进行了一系列官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他设立参知政事一职，分割宰相权力，形成宰相与参知政事共治政务的局面，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同时，赵匡胤大力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将地方的行政、财政、司法权悉数收归中央，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定期轮换，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此外，他还推行文官治理地方，降低武将地位，确立了“以文制武”的原则，进一步削弱了武将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
六、治国理念与政策影响
赵匡胤在位期间，其治国理念主要体现在对文治的重视和对武将权力的限制上。他提倡以文治国，优待士人，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广阔的仕途空间，形成了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然而，过度的文人政治与对武将权力的严格限制，虽然有效防止了内部兵变的发生，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宋朝军事力量的削弱，为后来与辽、西夏、金等周边强敌的对抗埋下了隐患，间接加剧了宋朝后期的积贫积弱局面。
七、英年早逝，遗泽后世
开宝九年（976年），在位仅十六年的赵匡胤突然离世，享年五十岁，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后定谥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永昌陵。尽管赵匡胤未能亲眼见证宋朝完全统一全国的辉煌时刻，但他开创的宋朝基业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繁荣的文化盛世。
综上所述，赵匡胤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高超的政治手腕，成功地从一位军旅骁将转变为统一华夏的开国帝王。他在位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不仅奠定了宋朝的基本国策与政治格局，也对后世产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使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