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至第五次亲征（1411-1424年）：随后几年间，朱棣又先后四次亲征漠北，尽管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各异，但均以打击阿鲁台或瓦剌为主要目标。这期间，朱棣灵活运用军事与外交手段，如在第三次亲征时，通过与瓦剌的联合成功迫使阿鲁台投降。尽管后期几次战役军事成果有限，但朱棣的亲征行为本身即对蒙古各部构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有效遏制了他们的侵扰活动。
朱棣的五次亲征，除了在军事上取得直接胜利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战略层面。通过频繁的军事行动，朱棣成功分化了蒙古各部，削弱了其整体实力，为明朝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北部边界。他利用军事征服与政治招抚并用的策略，笼络部分蒙古部落，如册封兀良哈部首领，形成对其他部落的牵制，构建了更为有利的边疆态势。
在征战之余，朱棣注重边疆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加强了边关要塞和卫所的设置，如在哈密设立卫所，不仅强化了对西北边陲的控制，也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为边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此外，他还强化了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提升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确保了北境的长治久安。
郑和下西洋
朱棣在对外交往上采取开放态度，最显着的标志是他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自1405年至1433年，郑和的舰队航行至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非洲东海岸，远达红海和非洲东岸，沿途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郑和下西洋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文明，带回了异域珍稀物品和文化知识，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这一壮举体现了朱棣全球视野下的和平外交理念，与欧洲同期的地理大发现相比，更早地推动了东西方的海上联系。
三、文化繁荣：《永乐大典》与文教兴盛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显着成就，更是在文化领域留下了不朽的印记。他深知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此大力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这一文化巨着，以及恢复并改革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
编纂《永乐大典》：文化瑰宝的诞生
《永乐大典》的编纂，是朱棣文化政策的巅峰之作。在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感于当时书籍散佚严重，各类文献分散无序，难以查找，于是下诏征召学识渊博的学者，如解缙、姚广孝等，主持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经过数年努力，这部集中国古代文献之大成的百科全书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年）成书。《永乐大典》共卷，分装为册，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各类书籍七八千种，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学科领域，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式文献汇编。它的完成，不仅体现了朱棣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也彰显了明朝文化繁荣的景象，对后世文献整理、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恢复科举考试：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朱棣在文化教育上的另一项重要决策是恢复并改革科举考试。建文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科举一度中断，这对文人阶层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朱棣即位后，迅速恢复科举，不仅稳定了士人阶层，还通过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鼓励学风的转变，倡导实用学问和文学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台阁体”诗文应运而生，这种文体注重法度严谨、词藻华丽，反映了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对后世文学风格有着重要影响。
通过这些举措，朱棣不仅有效地巩固了皇权，更推动了文化的兴盛，为永乐时期乃至整个明朝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争议与评价：铁血与仁政的双重面相
朱棣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支持者认为他是英明神武的君主，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不仅巩固了国家统一，还推动了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使得明朝达到了鼎盛时期；而批评者则指出，朱棣篡位夺权，其即位初期对前朝臣僚的大规模清洗（如方孝孺“诛十族”事件）显示了其手段残忍，对异议者毫不留情，这无疑是对儒家伦理和忠孝观念的严重违背。
朱棣的统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北京正式成为明朝及后来清朝的首都，奠定了此后近600年的都城格局。在经济上，永乐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如疏通运河、发展农业、促进商业，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文化上，《永乐大典》的编纂不仅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也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