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仕途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485年4月4日），方献夫出生于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良登村），他一出生，父亲就去世。然而，逆境并未阻挡住他前进的脚步。自小聪颖好学，方献夫在青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才智。
弘治十七年（1504年），他不负众望，在广东乡试中一举中举，这是他步入仕途的第一个台阶。紧接着一年，即弘治十八年（1505年），方献夫更进一步，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这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荣耀。同年三月二十六日，他被选为庶吉士，这对于任何一位新科进士而言，都是极高的荣誉，意味着有机会在翰林院深造，为日后进入国家权力核心铺路。然而，正当方献夫准备以此为契机，告假回乡侍奉年迈的母亲时，命运再次捉弄了他，母亲黄氏竟在此时去世。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使得方献夫不得不留在家中，遵照古礼，为父母守丧，这段时光对方献夫来说，既是情感上的巨大考验，也是心灵成长的重要阶段。
正德四年至五年（1509-1510年），方献夫的仕途重新起步，他先任礼部主事，旋即调至吏部，升任员外郎。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官场上步步高升，更重要的是，在与同僚的交往中，结识了对他影响深远的王守仁。正德五年，方献夫与主事王守仁的学术交流，使他深受心学思想吸引，最终决定拜王守仁为师，这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方献夫对王守仁的学说产生浓厚兴趣，并主动请求成为其门生，这一选择不仅丰富了他的思想世界，也为他后来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哲学基础。
正德七年（1512年），方献夫因健康原因告病回乡，此后的十年，他在风景秀美的西樵山潜心修学，这段隐居生活对方献夫来说，是一段宝贵的精神修行期。在山中，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更将这些哲学思考融入个人修养与治国理念中。西樵山的十年，远离尘嚣，方献夫得以静心思考，深化了对儒学、特别是心学的理解，为他日后的复出与在政坛上的活跃，积累了深厚的学识与智慧。
二、请正大礼
嘉靖元年（1522年）夏天，方献夫重返朝堂之际，正值明代历史上着名的“大礼议”事件沸沸扬扬之时。这场争议围绕着明世宗朱厚熜如何尊称其生父兴献王的问题展开，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方献夫深知其中利害，他草拟了一份奏疏，表明自己支持世宗将生父尊为皇考的立场。然而，目睹朝中因意见不合而引发的激烈冲突，方献夫一度犹豫，未敢立即呈递自己的奏疏。
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方献夫的奏疏意外地被另一位支持“大礼议”的关键人物桂萼发现，桂萼随即将其与其他支持者的奏疏一同上报给了明世宗。世宗阅后大悦，立即将这些奏疏分发给群臣讨论，此举无疑将方献夫推到了风口浪尖。原本就因“大礼议”而分裂的朝堂，对方献夫的态度更加两极分化，一些大臣视其为“奸邪”，避之唯恐不及。
同年四月，以给事中张嵩、曹怀、章侨、安磐为代表的官员，公开要求罢免方献夫，并反对世宗更改献帝称号的决定。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方献夫试图请假居家以避风头，未果后，他于四月末递交了更为详尽的《大礼》论着，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坚持己见的勇气。
六月，局势进一步升级，郑本公等四十余名官员联名上书，强烈指责桂萼、张璁等人为“奸邪”，并将方献夫等人一并列为“为非作歹”之辈，认为他们的行为比前朝权奸刘瑾、魏彬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明世宗并未被这些言论所动，反而在六月十三日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院学士，方献夫则被提拔为侍读学士。这一决定激起了更大范围的反对声浪，方献夫本人亦两次 上 疏 恳请辞退，均遭世宗拒绝。
随后，监察御史王时柯上疏，直指“议礼诸臣”如桂萼等因迎合上意而获得晋升，而那些敢于直言的大臣却遭到贬谪或惩罚，他呼吁皇帝应广纳忠言，区分忠奸，建议宽恕如薛蕙等直臣，同时允许方献夫等人辞职，以平息争议，恢复朝堂的公正与和谐。
最终，在九月五日，明世宗采纳了方献夫、张璁、桂萼等人的意见，正式确立了“大礼议”的解决方案，这一决策不仅巩固了世宗的皇权，也让方献夫等支持者得到了皇帝的极大信任与恩宠。
三、激流勇退
嘉靖三年（1524年）的秋天，方献夫在经历了“大礼议”风波之后，面对朝堂上持续的争议与个人声誉的两极分化，内心开始萌生退意。九月二十五日，他首次跟随张璁向明世宗提出退休的请求，希望能在政治的激流中抽身而出，寻求一份宁静。然而，明世宗对方献夫寄予厚望，不愿轻易失去这位得力助手，因此并未批准他的请求。方献夫并未因此放弃，十一月五日与十二日，他又两次上疏，表达了自己坚决的退休意愿，但均遭到世宗的慰留与拒绝。在这一过程中，方献夫展现了一种淡泊名利、追求内心平静的心态，同时也反映了明代士大夫“知进退”的传统美德。
十二月七日，方献夫转换策略，不再直接请求退休，而是提出将“大礼议”的整个过程编写成书，请求公开发行，这一提议意外得到了明世宗的同意。这不仅显示了方献夫对于历史记录的重视，也巧妙地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通过文献形式流传后世，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
嘉靖四年（1525年），方献夫的家庭因素成为了他继续请求离京的契机。四月二十一日，他以妻子希望送儿子返回家乡为由，再次向明世宗提出申请，这次他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体谅与批准。这一安排，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方献夫的个人困境，也体现了明代君臣关系中人性化的考量。
然而，方献夫的退休之路并未就此畅通无阻。嘉靖五年（1526年），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他于四月十三日请求留在家乡养病，但明世宗考虑到国家需要，不仅未予批准，反而在冬季将其擢升为少詹事，加重了其职务。方献夫在五月二十二日再次推辞这一新任命，表达了继续在家养病的愿望，但皇帝的态度依旧坚决，要求他迅速回京赴任，显示了朝廷对方献夫能力与贡献的高度认可。
四、诏修大典
嘉靖六年（1527年），方献夫在明世宗的直接任命下，参与了一项文化与政治意义并重的重大任务——《大礼全书》的纂修工作。此书的编纂旨在进一步明确和巩固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地位及理论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政治价值。方献夫与霍韬等同僚一同被任命为纂修官，他们在学术上的深厚功底和对“大礼议”的深刻理解，使得他们成为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方献夫与霍韬的密切合作，不仅基于同乡之情，更在于对“大礼议”立场的共鸣，两人联手向世宗上书，借古喻今，引用历史案例来强化世宗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皇帝过继给先帝为子的主张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王莽等奸臣的误导，从而为世宗的决策正名，这份论述得到了明世宗的认可，并被送至史馆供纂修官参考。
与此同时，方献夫的仕途亦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他与霍韬一同被任命为经筵日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这是对臣子学识与品行的高度肯定。方献夫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展现出了公正与担当，如在复审李福达案时，他力排众议，减轻了马录的刑罚，体现了其在法律面前的独立判断与人文关怀。
此外，方献夫在九月的任命中，不仅担任了礼部右侍郎，还总领大理寺事务，充分展示了他的多面才能与世宗对其的信任。在人事任免方面，方献夫积极推荐人才，对两京堂上官职空缺提出了合理建议，且在处理旧案时，他的意见影响了皇帝，减少了对无辜官员的株连。他还成功促使明世宗召回了在思恩、田州叛乱中表现不力的官员，推荐军事人才以稳定边疆，虽然因杨一清的反对，部分建议未被完全采纳，但方献夫的积极作为与远见卓识得到了体现。
五、掌管礼部
嘉靖六年至八年，方献夫担任礼部尚书期间，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不仅在礼制建设、宗教管理上展现出魄力，还在处理突发事件和维护同僚利益方面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