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1629年），温体仁虽未能如愿获得南京礼部尚书之职，但在京城的政治博弈中，他逐渐崭露头角。十一月，正值后金大汗皇太极围困京师之际，温体仁秘密上疏，揭露督师袁崇焕与敌通谋，导致袁崇焕被捕。次年，崇祯帝决意让周延儒入阁，而东林党阁臣韩爌、钱龙锡力荐何如宠、钱象坤，试图阻止温体仁入阁。然而，温体仁与周延儒合谋，迫使钱龙锡因袁崇焕案下狱。
六月，温体仁终于入阁，兼任东阁大学士。此后，他逐步攀升，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乃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最终进阶至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改吏部尚书。
在内阁中，温体仁与周延儒表面和气，私下却暗中较量。他笼络山东、江西籍官员，削弱周延儒势力。崇祯四年（1631年），温体仁趁周延儒离京之机，处理了周延儒亲近的袁弘勋、张道濬，随后使王永光引咎辞职，安排亲信闵洪学接替吏部尚书之位，掌握了人事权。周延儒则设法弹劾闵洪学，使李长庚取代其位。
崇祯六年（1633年），周延儒因太监王坤弹劾陷入困境，温体仁袖手旁观，两人关系恶化。温体仁暗中支持周延儒的对手，排挤其盟友，却表现得不动声色，维持崇祯帝的信任。六月，周延儒因私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而被迫辞职，温体仁批准其辞职，从而继任内阁首辅。周延儒离职时，推荐何如宠入阁以制衡温体仁，但何如宠惧怕温体仁而未敢就任。
刑科给事中黄绍杰直言温体仁为奸佞，请求将其逐出朝廷，但崇祯帝斥责黄绍杰轻率狂妄，将他降级外放。温体仁在平定登州叛乱（吴桥兵变）后，因其功绩，于崇祯七年（1634年）晋升为中极殿大学士，加封少师。
五、晋升首辅
温体仁在成为内阁首辅后，首要目标便是清除障碍，尤其是掌握人事任免权的吏部尚书李长庚。崇祯七年（1634年），温体仁巧妙地利用一次朝臣宽恤的机会，通过密揭弹劾李长庚，指控他未待刑部正式批复即开具起废诸臣名单，此举被视为“屈法徇私，朋比欺蒙”。崇祯帝对李长庚的处理极为不满，最终将其削籍为民，温体仁的亲信张捷则暂代吏部事务。
随后，在崇祯帝的平台召见中，温体仁推动自己的亲信谢升成为新的吏部尚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人事上的影响力。这一系列行动彰显了温体仁在排除异己方面的心机和手段。
随着文震孟因讲《春秋》而受到崇祯帝赏识，温体仁感到了威胁，因为文震孟是东林党系的人物。崇祯八年（1635年），文震孟虽因病未能参加崇祯帝组织的廷试，仍被钦点入阁。温体仁起初表现出对文震孟的尊重，每次都征询其意见，这使得文震孟误判了温体仁的意图，放松了警惕。
然而，当文震孟反对吏部尚书谢升欲将曾批评过温体仁的言官许誉卿调往南京的计划时，冲突爆发。谢升指控许誉卿不愿南迁是出于把持朝政的目的，崇祯帝站在了谢升和温体仁一边，将许誉卿贬为平民。文震孟对此公开表达不满，温体仁趁机向崇祯帝告状，导致文震孟及其同党何吾驺被斥为“徇私扰乱”，最终被逐出朝廷。[51-52]
针对郑鄤的事件，温体仁利用其族舅吴宗达提供的材料，指控郑鄤有“杖母烝妾”之罪，即在家时曾杖打母亲并强纳父妾。这一指控极为严重，导致郑鄤被捕入狱。尽管缺乏确凿证据，此案拖延多年，直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郑鄤才被执行凌迟，但此时温体仁已去世。
六、卸任去世
温体仁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其权力与争议并存。他辅政期间，内外局势不断恶化，多次遭到朝中多位官员如傅朝佑、刘宗周等人的弹劾，但均得到了崇祯帝的庇护，导致弹劾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55]温体仁的肆无忌惮，特别是在与复社的冲突中，企图利用职权打压对方，却因倪元珙、冯元飚的不配合而未能得逞。[56]
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未能加入复社，激发了温体仁对复社的敌意。他唆使陈履谦和张汉儒诬告已退休的政敌钱谦益，企图置其于死地。钱谦益被捕后，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这触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揭露了陈履谦父子的阴谋。曹化淳的介入，不仅保护了钱谦益，还揭露了温体仁背后的指使。[57-58]
崇祯帝得知真相后，开始怀疑温体仁“有党”，对他的信任迅速瓦解。面对这一局面，温体仁上书请求辞职，期望崇祯帝会挽留他。然而，崇祯帝果断批准了他的辞职，温体仁震惊之余，只得离开内阁。京城百姓得知消息，欢声雷动，可见温体仁的离去受到了民间的欢迎。[59-60]
温体仁回乡后不久，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按中国传统计算，实际年龄为六十四岁）。崇祯帝对其去世感到惋惜，不仅为之辍朝，还追赠太傅，赐予厚葬，并亲自决定其谥号为“文忠”，打破了通常由阁臣先拟谥的惯例。[1]然而，南明建立后，温体仁的谥号一度被削除，但在其同党张捷、蔡弈琛的支持下，谥号得以恢复。
结语
温体仁的故事展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一方面，他能够在动荡时期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出一定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他的执政风格和政绩却备受质疑，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一个因素。这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全面考量其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的影响，避免单一维度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