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仕途
孙嘉淦早年家境贫寒。 [1]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任庶吉士，随后担任翰林院检讨一职。
二、敢言直谏
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之上弥漫着一种谨慎和压抑的氛围，许多大臣因为惧怕触怒这位新君而选择沉默。雍正帝的性格复杂且难以捉摸，使得朝臣们在提出建议时尤为小心，生怕一言不合便会招致不测。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嘉淦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
孙嘉淦上书雍正帝，建议他“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份奏折并非简单的政务建议，而是触及到了雍正帝统治理念的核心问题。首先，“亲近兄弟”暗指雍正帝应当改善与兄弟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在暗示雍正帝在即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其次，“停止纳捐”则是针对当时朝廷财政中的一些弊端，希望减少腐败现象；最后，“西北收兵”则是对雍正帝军事政策的一种挑战，主张停止在边疆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减轻百姓负担。
这样的直言不讳无疑触动了雍正帝的敏感神经，一时间，朝廷上下为之震惊。雍正帝起初愤怒异常，甚至准备严厉惩罚孙嘉淦。然而，辅臣朱轼的几句缓和之言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轼认为，孙嘉淦虽有狂妄之举，但却显露出非同一般的胆识，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雍正帝的怒气。雍正帝在思考片刻之后，非但没有惩罚孙嘉淦，反而对其表示赞赏，称自己也佩服其胆量。
这一举动展示了雍正帝作为一个君主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一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样的忠言虽然刺耳，却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雍正帝决定召见孙嘉淦，并且提升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国子监司业，负责教育事务，表明了对孙嘉淦能力和胆识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嘉淦逐渐在朝廷中站稳脚跟。雍正四年（1726年），他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子监的日常运作。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孙嘉淦又被赋予了更重大的责任——署理顺天府尹。这个职位意味着他不仅要继续承担国子监的职责，还要管理京城周边的重要行政区域。
三、新帝重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随着雍正帝的驾崩，乾隆皇帝即位，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时代。新帝即位之初，朝中人事变动频繁，各路英才纷纷被启用，以图巩固新君的地位。在这场人事调整中，孙嘉淦因其以往的忠诚与直谏精神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
九月，孙嘉淦被任命为吏部侍郎，这意味着他将参与到朝廷人事的选拔与考核之中，这对于确保官员队伍的廉洁高效至关重要。紧接着，在十一月，他又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同时仍然保留着吏部侍郎的身份。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吏部侍郎负责全国官吏的选拔和考核，而都察院左都御史则是监督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可见乾隆帝对孙嘉淦的信任之深。
不久之后，孙嘉淦再次上疏，这一次他的奏折聚焦于君主的“三习一弊”。所谓“三习”，是指皇帝可能养成的三种不良习惯或倾向，而“一弊”则是指这些习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孙嘉淦的奏折直接且深刻地指出了新皇帝可能面临的潜在问题，这是对皇帝个人品质和执政能力的一种提醒。这种敢于直陈 天 听 的精神，在当时的朝堂上是非常罕见的。乾隆帝看到孙嘉淦的奏折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其深感赞赏，认为孙嘉淦是一位忠心耿耿、敢于担当的大臣。因此，孙嘉淦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新朝中的重要地位。
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孙嘉淦继续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有一次，河南郑州发生了一桩复杂的冤案，案件涉及多名当事人，案情扑朔迷离。之前，虽然朝廷已经派出了钦差前去调查，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面对这种情况，乾隆帝决定亲自任命孙嘉淦前往审理此案。孙嘉淦不负众望，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细致地审查了所有证据，并与涉案的十余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最终查明了真相，纠正了冤情，为当地百姓伸张了正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孙嘉淦再获提拔，升任吏部尚书，同时继续兼任刑部尚书的职务。同年九月，当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污渎职时，乾隆帝命令孙嘉淦和尚书讷亲共同前往审理此案。在孙嘉淦的主持下，调查组认真核查了所有相关材料，最终确认了朱藻的罪行，并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再一次证明了孙嘉淦的公正和高效。
四、心系百姓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是一项重要的职务，因为他所管辖的是紧邻京师的重要地区，对于稳定地方秩序、保障京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直隶总督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治理才能，还需要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关乎民生的问题上。
在清朝初建之时，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尤其是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需求，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民间酿酒的规定。这项禁令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粮食被大量用于酿酒，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动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禁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很多百姓因私自酿酒而获罪，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孙嘉淦上任后，深入民间考察，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他认为这项禁令可能过于严苛，与民情不符。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孙嘉淦发现，酿造烧酒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谷糠、豆皮等农作物副产品，而非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要粮食作物。换句话说，这些原料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口粮供应，相反，如果允许适度酿酒，还可以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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