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子昕，我家庭原是住在江陵的，并不富裕。靠大家想法子应付罢了，没有旁的办法。父亲在衙门工作，定要到天晚才能回家，而收入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当时我还有两个姊姊，两个弟弟。
每逢看见那些从陌生的远地方回来的大江船，父亲始终毫不变更地说着同样的话：“哈！倘若羽冲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
我的羽冲叔，父亲的堂弟，当初全家都对他躲避不及，而那时算是家庭里的唯一希望了。我自从童年时代就听见大家谈到他，我对他是那么熟识，所以我仿佛一见面就认得出他。他在动身到贵州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统统知道，尽管大家只轻轻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一个时期。
羽冲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族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通过所谓的“郁金香贸易”，诈骗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旁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把他打断了一条腿，赶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后来有消息来，说他一瘸一拐地去了西南。我这位羽冲叔叔一到贵州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儿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羽冲，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陈羽冲，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此外，一位船主从前告诉过我们，说羽冲叔开了一家大酒厂，并且经营一种重要的买卖。
两年之后，第二封信来了，他说：“我亲爱的堂哥、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请你不要记挂我，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做得不坏。明天我动身到红夷人的土地去作一次长期旅行。将来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消息给你。倘若我没有信来，你不必记挂。一到发了财，我一定回江陵。现在希望这是一定不会等得太久，并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舒舒服服一块儿过活……”
这封信竟变成了家庭里的《清微灵宝求财转运元科》了。大家时常读着，大家拿给所有的人看。
在十年当中，事实上，羽冲叔再也没有消息回来了，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后来我母亲也时常说：“将来好心眼儿的羽冲回来之后，我们的情况自然不同了。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各月十五，瞧着那些被纤夫拉着缓缓靠岸的大船从长江上走过来，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句永不变动的话：
“哈！倘若羽冲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并且大家几乎指望看见他扬起一方绢帕唤着：“噢嗨！大哥。”
这桩事一定会成为现实，大家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于谈到应当用叔叔的钱在汉口附近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业。我不能肯定我父亲对于这个题目绝没有找人商量过。
我的大姊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件事当时对于我们是一个忧闷。
终于有一个想求婚的人被介绍给二姊了。是一个医馆里的年轻大夫，不是富人，然而是正派的。我素来相信羽冲叔的那封信，某一天晚上我拿出来给那个青年瞧，居然使得他停止了种种游移而下决心求婚了。
大家连忙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以后，全家一同到橘子洲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对于穷人，橘子洲是个旅行的理想世界，地方不远，靠江船顺流而下，再转入洞庭湖，就到了湖南长沙府地界。湘江之内，便是那橘子洲头，洲上气候湿润宜人，有许多奇花异草。秋摘芳橘林，橘香十里，翠荫匝地。
到橘子洲去的那次旅行，变成了我们专心注意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随时都怀着的梦想。
我们终于起程了。我现在还看得见那简直像是昨天的事：大船在江陵码头边张了帆，我父亲张皇地监视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记挂多端，挽着我那个没有结婚的姊姊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姊姊嫁了之后，她就孤单得如同一只伶仃地留在原有的窝里的唯一鸡雏了；在我们的后边，才是那一对老是落在后边的新夫妇，他俩时常弄得我回转头去瞧。号声响了。我们都上船了，后来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如同翠色的大理石桌面一样的江面上走动了。我们瞧见江岸在那儿跑着，大家都幸运得并且高兴得和大明不大旅行的人一样。
我父亲的大肚子，在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人仔仔细细拭干净一切油迹的青布交领窄袖长袍里边挺着。
突然他望见了有两个男搭客正邀请两个衣着入时的女搭客吃河蚌。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搭客们，他们跟着又交给那两个女搭客。她们用一阵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了河蚌，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衣裙上留下痕迹。随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喝了河蚌的汁子，就把壳子扔到了江面去。我父亲无疑地受到那种在一艘开动的江船上吃河蚌的高雅行为的引诱了。他认为那是好派头，又文雅，又高尚，于是走到了我母亲和我姊姊们身边，一面问：
“你们可愿意我请你们吃几个河蚌吗？”
我母亲因为那点儿花费，不免犹豫起来，但是我的姊姊们却立刻接受了。我母亲用一种阻挠的音调说：
“我害怕吃了肚子痛。你只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多吃，否则你会弄得她们生病的。”
随后，她又侧转来，对着我说：
“至于小昕昕，他用不着吃；男孩子们，我们是不该惯他们的。”
这样，当时我就留在母亲身边了。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公道的。我用眼光跟着我父亲，他正庄严地引着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去找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个女搭客刚刚走开，于是我父亲指点姊姊们应当怎样刷溜地吃，才免得教汁子撒出来；他而且竟想做出一个样子，于是就拿起了一个河蚌来。正在摹仿那两个女搭客的时候，他一下把汁子统统撒到了自己的青布交领窄袖长袍上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母亲喃喃地说：
“哎呀，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多好。”
但是我发见我父亲突然像是心绪不安，他走开了好几步，眼睛盯住了家里那几个绕着河蚌贩子身边忙着的人，后来突然间，他对着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他的脸色发白，而且一双眼睛也是异样的。他低声向我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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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常古怪，那个河蚌贩子真像羽冲。”
我母亲发呆了，她问：
“哪一个羽冲？”
我父亲接口道：
“就是……我的堂弟……倘若我从前不知道他在贵州有了好地位，我真会相信那就是他。”
我母亲慌张起来，吃着嘴说：
“你发痴了！你既然明明知道那不是他，为什么又说这种糊涂话？”
但是我父亲仍然坚持：
“你去看看他吧，我认为由你亲眼去证明一下要好得多。”
她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呢，也注视着那个人。他是过度衰老了的，脏的，满脸皱纹的，他的视线没有离开他的活计。我母亲转来了，我望见她正发抖。她急速地说：
“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主打听打听消息吧。要紧的是务必慎重一些，免得这坏蛋现在再落到我们身上来！”
我父亲走过去了，但是我跟在他后边。我觉得自己异常地激动。
船主，一个高个儿的儒商，瘦瘦地，蓄着一大把长髯，正用一种尊严的神气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一艘如两百年前郑和大人下西洋的船。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走近了他的身边，一面带着颂扬的口吻向他询问有关于他的业务的事：
“橘子洲重要特点是哪些？它的出产？它的人口？它的习惯？它的道德观念？土壤性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