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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税钱不断增多，私增税日益普遍，税目也日益苛细，商贾们遭到了层层剥削，处境艰难。
明朝后，税率稍有下降，同时朝廷有反利，即投资地方，民众得其惠，但商税比起元朝那边为多是事实。
本来元朝的赋税更有吸引力，但问题是，忽必烈不是按照土地数量征收田税，而是按照户口征收，如果每户有两个人，交纳的田税是两石，如果每户有两万人，交纳的田税还是两石。
这种征税方式，必然刺激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底层人民为了免税而给地主豪强做奴仆。
所以忽必烈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给底层人民送去福利，反而因为是蒙古皇帝，给他叠加了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双重buff。
同时，在执行收税的工作中，蒙古人横插一刀，一些汉人不法分子买通他们，与他们沆瀣一气，获得了逃税的权利，他们不交税，市场守法经营商户乃至于农户则要交纳大量的赋税，因此生活窘迫，被变卖为奴，流离失所的人众多。
更有甚者，为分汉人之权，忽必烈重用阿合马理财，这位老兄好的不学，学起了南朝的纸币，先是发行“中统钞”，再到“至元钞”，因军需需要，其发行量不断增加，却没有保证金，以至于迅速贬值，原本每贯钞合铜钱六百文足钱，后降为每贯钞合铜钱二百文钱，每贯钞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朝廷以武力强推至元钞，送出去纸币，回收实物和金属钱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民间怨声栽道。
相比之下，南朝孟之祥虽然也发行纸币，但他有实钱担保，纸币一直坚挺。
在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
之后，此法向全国推行后，原本不用交纳盐税的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都跑不掉税收，导致这些原本算是新朝拥趸的民众亦对元朝严重不满！
这些事情忽必烈知道吗？
知道！
完全知道！
然而在他要打败阿里不哥，坐实蒙古大汗与中原皇帝的位置之前，忽必烈必须得到大量的钱财，以充军用和奖励官吏军人们，老百姓只能忍受困苦。
如此一来，就在忽必烈出兵北伐之前，他的辖地内已经是民怨沸腾，这些情报，连同他出兵的情报被飞鸽传书，传到应天府城郊外鸽场，很快就送到了帝国参谋本部总长王坚的案头上。
他一目十行地看完后，往交椅上一躺，舒服地喷出一口气道：“我朝的机会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