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蒙古游牧战术甲下，什么时候听过守城的蒙古军能够取胜的？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攻不动，那就退回草原去休养生息。
一线的汉人世侯投入了自己全部力量去与明军拼，为了顶住明军攻势，他们派出自己的亲属和同乡作战，死伤者众，让他们心在滴血，觉得万万不能打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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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拼不过还被骂，早就苦不堪言，卢世荣此折一上，他们莫不交口称赞，认为使用塔察尔都元帅的战术方为上策。
当中最受蒙人信任的史泽上书忽必烈，认为我朝的机动优势非常大，只要死死抓住这个优势，就相当于拥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
他分析认为当中原王朝强势的时候，游牧民族惹不起也可以选择远遁。反观中原王朝是定居国家，无论如何就在那里。
另外中原王朝存在一个明显弊端，虽然在太平年代能保证庞大帝国的整体运转，但这种着重于削弱地方自主权力将权力集中于朝廷的模式，注定一旦朝廷崩溃，地方往往不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力和自保能力。原本在各地的驻军也会意志涣散。
把一群平日里各自种各自地的农民训练成懂得协同作战、组织度高的战士，必然需要假以时日。而相比之下，游牧民族自在马背上长大，以骑射杀戮作为生活一部分，能马上形成战斗力，面对无组织的农民或者临时武装起来的乡兵时能轻松碾压，这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一旦中原王朝陷入内乱衰败，游牧民族趁火打劫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撕下一大块肉。为自己打下巨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无论从动机还是可行性上讲，都值得一搏。
反观游牧民族即便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陷入衰落，甚至四分五裂，但受制于古代落后的交通经济条件，中原王朝无力有效统治广阔但贫瘠的草原，草原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原王朝编户齐民的统治模式无法在草原建立，草原的土壤也不适合耕种。想要巩固胜利成果或者对草原实施直接统治，势必要在当地维持一支庞大的驻军。这对于帝国的精力和财力无疑都是极大的消耗。
故而中原王朝击败草原势力后便会放弃直接统治草原，转而采取羁縻统治，汉朝如是，唐朝如是！
这是最符合现实利益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如此游牧民族便可以在草原上春风吹又生。它们只需蛰伏待机，在时机成熟时露出獠牙即可。
现时南军在孟神通的统率下，极一时之雄，军队战斗力之强，与汉之冠军侯（霍去病)、唐之李靖、李绩、苏定方等名将不遑多让，因此，对战孟神通，宜避之！
仗打到现在，史泽直言不讳，也不怕引人侧目。
他粗通文墨，自然写不出这么有力量的文章，实际上是他的谋士李正臣捉刀而作。
原来史泽知人善任，求贤若渴。他随蒙军攻打金朝卫州时，问卫州名士蒲察辅之：“金朝有才干的人，你认识谁？”蒲察辅之举荐近侍局副使李正臣。等到攻破归德后，史泽见数人被缚，便问其中一位是谁，那人是李正臣。
史泽不仅免除其罪，而且派人护送他到真定。让李正臣做参谋，把真定路所有公事都全权交付给他。
知人善任，李正臣把真定地方公事理得头头是道，现为军前参议参赞军机，出手写了这份洋洋洒洒的奏折来引起忽必烈的重视。
他叹了口气，放下这份奏折，拿起刘秉忠的自辩奏折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