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等人被发配到陕西以后整个朝廷终于清静了，没了这些只知道争权夺利的小人，东林党也老实多了，朱慈炅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做点实事了。
首先自然是收交易税，别看东林党吹的每亩租税增加三分以后每年可以多收一千万两税赋，那是理想状态，五省一京大旱还要持续十多年，这一小半的地区就别想收到多少租税，剩下的省份能收到五六百万两就算不错了，拿这些钱去救济三千万灾民，每人每天也就能喝上一碗稀饭。
每人每天一碗稀饭是什么概念，就能堪堪把命吊住而已，那饥饿感会更强烈，能饿的人发疯！所以这交易税必须要收，虽然全收上来也就一千万两，才够每人每天喝三碗稀饭，但那样至少人喝个假饱，不会饿的发疯想要去造反。
当然，天天喝稀饭也不是个事，喝一年两年可能还不会发疯，如果喝个十年八年就算不疯那也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不饿死也得病死，所以这个粮食问题必须解决。
朱慈炅毕竟是穿越而来的，历代所有皇帝来了都要绝望的事情，他竟然想出了解决办法。
其实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迁移，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移。
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这些重灾区将连续大旱十多年，那片土地已经养不活那么多人口了，必须迁徙，将大部分人口都迁徙出去，迁到雨水充足的地方他们才有活路，不然十多年以后就会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十不存一！
当然，光迁徙还不够，就算迁到雨水充足的地方也得有东西吃啊，种水稻、小麦肯定是不现实的，这些作物在明朝的时候亩产才三四百斤，除非把整个湖广、江浙的人口全部迁到别的地方去，不然种出来的东西是不够这些灾民加原住民吃的。
为了安置灾民把原来的住户全部迁走，那些原住民不也得造反啊，这样做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想来想去就只有种植产量更高的粮食作物了，古代人不知道什么东西产量高，现代人却是知道的，光朱慈炅知道的就有土豆和红薯，这两样东西可不得了，只要种植方法正确，亩产最低都是四五千斤，如果土地肥沃，管理得当，那亩产上万斤都不是问题！
其实明朝的时候这两样东西已经传入内陆了，但因为种植方法不当，所以产量并不高。在加上华北历来主要种植的都是水稻和小麦，突然来个新鲜东西，能种活就不错了，至于产量，那只能看运气了，毕竟什么都需要时间去摸索不是。
朱慈炅已经没有时间去摸索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提高这东西的产量，但是他知道欧洲人是这方面的行家。这两样东西虽然都出自美洲，但欧洲人对种植它们更有心得，明朝的时候马铃薯已经是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了。
当皇帝就是这样好，什么事情都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一句话，马上有人屁颠屁颠的给他去办。
想要土豆和红薯的样品，不用亲自去找，只要一道口谕，自然有人八百里加急给他送过来。想要见洋人，也简单，只要一句话，洋人自然会快马加鞭跑到京城来觐见。那会儿欧洲人正想尽办法和大明拉关系呢，你不想见他们，他们都想凑上来。
不久，土豆和红薯的样品都送过来了，由于不知道皇上要多少，所以每样都整了几麻袋。朱慈炅亲自查看了一下，这东西倒是没错，是土豆和红薯，但这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土豆最大的也就鸡蛋大小，最小的才鹌鹑蛋那么大，红薯更是只有手指头粗细，这产量能高到哪里去，怕是比水稻和小麦都不如吧！
又过了不久，洋人也来了，这位洋人名叫奥伐罗·塞默多，中文名曾德昭，是葡萄牙人，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他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就来到了大明，一直居住在留都南京，学了十多年中文，已经可以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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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大明国威，朱慈炅特意在乾清宫主殿召见了他，而且还召来礼部和工部大小官员二十余名在两边作陪。
这曾德昭对大明的礼仪倒是做过了一番研究，他一进大殿立马大礼叩拜道：“参见伟大的大明帝国皇帝陛下。”
听到这蹩脚的中文，朱慈炅只感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涌上心头，他上大学那会儿就有几个同学是外国人，那中文可不就是这么蹩脚吗。当然，这会儿不是念旧的时候，他微微晃了晃脑袋，把前世回忆驱出脑海，脸色一正，略带威严的道：“平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