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的阶段。全球经济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虽在缓慢复苏，但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成为了制约众多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
在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有着强烈的发展意愿，渴望通过完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来提升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促进贸易往来和区域互联互通，但仅凭自身力量又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开展大规模的建设项目。而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满足亚洲地区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其贷款审批程序相对复杂，且资金分配在地域和项目类型上也未必能契合亚洲众多国家多样化的实际需求。
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也在不断变化，各国都在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与合作模式，以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着：“甲午年，世之经济局变，亚洲诸国欲兴基建，然资缺，旧金构难足其需，亚投行正式成立了，以补其隙，助亚洲发展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承载着众多国家的期待，肩负着助力亚洲乃至世界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运而生。
张亚投，三十五岁，是一名在国际金融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他出身于一个金融世家，从小就对金融行业耳濡目染，对各类金融业务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扎实的金融专业知识，从海外知名院校留学归来后，他先后在几家大型金融机构任职，积累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出色的项目运作能力。他性格沉稳、善于思考，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数据都严谨认真，因为他深知金融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点细微的差错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当得知中国有意发起成立亚投行的消息后，张亚投内心十分激动，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改变亚洲乃至全球金融格局、为众多国家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创举，便毅然决定投身到亚投行的筹备工作当中。
起初，筹备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要制定完善的亚投行章程、组织架构以及运营规则等，这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国家的金融法律、监管要求以及发展诉求，确保亚投行既能高效运作，又能保障各成员国的权益。张亚投和团队成员们查阅了大量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关资料，参考不同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亚洲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反复的研讨和修改。
有一次，在讨论亚投行的投票权分配机制时，各方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些国家认为应该按照经济实力来分配，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要充分考虑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方面的权重，保障相对弱小的国家也能在决策中有足够的话语权。张亚投所在的小组负责收集各方意见，并进行协调分析。
他积极与不同国家的代表沟通交流，耐心倾听他们的想法，说道：“各位代表，咱们成立亚投行的初衷就是为了共同推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共同发展呀。投票权的分配既要体现公平，也要兼顾效率，我们可以综合考虑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这样才能让亚投行更好地发挥作用呀。”
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和协商，最终确定了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投票权分配方案，既保障了主要出资国的合理权益，又充分照顾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的诉求。
另一方面，吸引更多国家参与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也是筹备工作的关键一环。张亚投和同事们需要向世界各国介绍亚投行的宗旨、功能以及潜在的发展机遇，打消一些国家的顾虑。
他们奔赴世界各地，参加各类国际金融会议、双边或多边会谈等活动，积极推广亚投行。在一次欧洲的金融研讨会上，张亚投面对众多来自欧洲国家的金融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详细地介绍道：“亚投行聚焦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为全球的投资者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还是金融服务领域，都有着大量的合作机会。而且亚投行秉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原则，欢迎各国共同参与，携手为亚洲的发展贡献力量，也共享亚洲发展带来的红利。”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遭遇了一些误解和质疑。部分西方国家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对亚投行的成立心存疑虑，担心会削弱其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甚至传出一些负面的舆论声音。
但张亚投和团队成员们并没有气馁，他们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通过组织考察团让一些国家的代表实地了解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以及亚投行的运作模式和专业能力。
随着筹备工作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亚投行的积极意义和广阔前景，纷纷表示愿意加入。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这标志着亚投行正式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亚投行成立后，很快就开始着手筹备第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张亚投参与到了项目筛选和评估的工作当中，这需要对众多来自不同国家提交的项目进行严格的可行性分析、风险评估以及收益预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