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视剧扰动了无数国人的心，纷乱的思绪困扰的不止是年轻人，还有他们的长辈；不止在东方古国引起轰动，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包括华人和西方人。这就是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其中的插曲很多人都喜欢哼唱，北大食堂里经常会听见一两声发泄式的高亢歌声：“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
不懂英文的食堂服务员好奇地问：”同学，你咋就唱这一句？啥意思啊？“
同学嘿嘿笑着说：就是让您别再唠叨啦。
服务员看着同学端着饭盒朝食堂外走，感觉自己被耍了。
当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因为贫困辍学的时候，一些人的”苦难“却是因为出国留学。有的家长自己到国外打工，以供养孩子留学。国内的英语学习培训形成了最火爆的市场，北京海淀成了校外英语培训的主战场。有些家长是学俄语出身，觉得二十六个字母的英文能变幻出那么多的课程，感觉名目繁多、眼花缭乱。
海淀，尤其学校周边的房租也在迅速上涨。陪读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都是独生子女，一锤子买卖。许多母亲离职，全天候陪孩子念书，接送，陪做作业。最生猛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学，直到把孩子送进国外的大学。
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在开放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所经历的激烈碰撞，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后来的人们体会不到的。电视剧主人公本是一位音乐家，怀揣美国梦毅然踏上了纽约的土地。然而，现实却远不如他想象中那般美好，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压力，让他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举步维艰。
在纽约，我们曾经的音乐家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善良的阿春，有狡猾的大卫，还有一群同样怀揣美国梦的中国同胞。他们在这个繁华而又残酷的城市里，为了求生存而经历精神、肉体的炼狱。最终找到加工毛衣的生财之道，他拥有了财富，却感到美国并非他想象中的天堂，这里充斥着黑暗和不公，最终他选择从这里逃离。
就像电视剧插曲的最后一句所唱的：”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近乎绝望的呼喊，表达了古老的东方民族努力融入西方世界的阵痛，这样的阵痛真实地发生在象群莉一样的青年人身上。
群莉想写一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评论，但她犹豫着是否寄给吕一鸣。群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文学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很多人关注大部头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更多的人会关注与命运相关的贫民生活。会被电视等媒介拉走，离所谓纯文学越来越远。
群莉回忆着在北大的本科生宿舍里，自己、丽丽和小芹围坐在桌旁，桌上堆满了中外文学名着。她们在讨论着邱枫说的，为什么中国是仅存的文字完整的四大文明，却没有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的北大中文系甚至开启了争取诺奖的学习模式。到哥大后，她听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越是想得到诺奖，就会离诺奖越远。哼，难怪她邱枫不被北大接受，连个系主任都当不上。毕竟只是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也就会写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
文学的表达是多维度的，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达，随着互联网的越来越发达，表达的方式会更加多样。但是对生活的感悟、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永远是文学的本质。群莉一直坚持写作需要生命的特殊体验，一个生活在别人眼光中的人，是不会写出有内涵的作品的。
北大中关园宿舍楼在北大东门外，被一条窄窄的马路与北大隔开。北大东门是小小的铁门，那种自己可以用手从外面拉开门闩的小门。在有重要活动时，南门守卫会不让校外人士进入北大。这时，了解内情的人会告诉你走这个东门。出了这个不起眼的东门，过了窄窄的马路，就看见几排灰色的宿舍楼，所谓的”筒子楼“。
北京的”筒子楼“是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这种单位宿舍，承载了无数人的记忆。因为它经济的设计，在旧体制分配住房的时期，被普遍采用。”分“的住房，自然不会有人抱怨，能分到住房的人应该是单位里的”能人“。所以，这种宿舍的居民关系是紧密的，不像后来自主购房的居民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这种宿舍使用公共空间：公共厕所、公共厨房，有公共空间，就需要维护公共关系。
公用厨房，就是几家人在一个空间里施展厨艺，边聊天边烧菜，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如果身边的人走到你的锅里舀起一铲子菜，放进嘴里尝尝，或者还能评价一番”味道不错。“那你的人缘真的不赖。
北大中关园这几排筒子楼里，有些是有地下室的。之前都是住在上面的居民（基本都是北大的教职工），把他们家里放不下的杂物堆放在下面的地下室里。之前楼上住的单身教师较多，没什么杂物，而且，五层高的宿舍，低下室的房间够不上每家每户都有。后来，学校分房逐年减少，楼上也住了小两口的家庭，甚至还有三口之家，杂物自然就多起来了。地下室渐渐不再空置了。
不知从谁发起，把这样的地下室出租给考托福的学生。这些地下室有窗户，窗户在地下室的顶部，但只能看到地面上来来回回的人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