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华安排好群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次一走就是两个月，他要好好整理一下思路。他坐到办公桌前就先看了一眼手机。往常他一到青岛就要给媳妇打电话、报平安，有的时候他忙，媳妇也会打电话过来，知道他已经到了方才安心。
今天，他不想把电话打过去，他实在不解媳妇怎么变成现在的样子了，一副市侩的嘴脸，这不是她之前很讨厌的人吗？嗯，这次必须是你打电话给我，必须认错，不能惯你这臭毛病。谢建华想着，就开始打开桌上的文件，一份一份地看着。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一直没见媳妇打电话来，谢建华开始有点儿着急，可一想：嘿，你个娘们儿，脾气还真臭，我倒看你能挺多久。他决计说什么自己也不能服这个软，这回说什么也得让她认头，让她给自己打电话，求我原谅。
谢建华媳妇现在上班的地方是个土建公司。说是土建公司，其实就是个三产，是一家国企的三产，只不过搞得是装修。有时候也接一些外包的活，帮人家打打混凝土，绑绑钢筋，搭搭脚手架什么的，谢建华一直不同意媳妇去那里干。一来，不是什么正规的土建公司，一定有不少安全隐患。二来，搞土建的公司男人多，活又脏又累的。可媳妇总说他们那里女的不下工地，她就是在队里的工具室帮着发发工具。偶尔去现场做做试块，就是验证一下打混凝土的质量是否合格，挺轻松地，而且工资也不低。
谢建华想：进入九十年代，北京就开始画大饼，从市中心向外扩张，三环、四环，这现在都五环了，搞土建的确赚钱，他也就没再说什么。
媳妇是个极会过日子的女人，单位发的劳保，她一分不落。洗衣粉用完了，都得用水冲几遍才丢掉包装。冰箱里的塑料袋，她也舍不得用一遍就扔，而是用洗涤灵洗了，再重复用。
谢建华常常觉得媳妇把日子过得憋屈了，自己回京，一提一起去下馆子吃饭，媳妇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按说自己是双工资，还有职称工资，真的不用她再辛苦了，可她偏偏是受累的命。
第五天头上，谢建华正琢磨着要不就给媳妇打个电话，就见秘书急火火地跑进食堂，直冲他过来，他想：这别是出了什么大事吧？
“谢总，您快回办公室吧，刚才北京来电话，说您爱人在公司出事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我怕说不清楚，让他们过会儿再打电话来。”秘书边说边喘着气。
谢建华眼前发黑，真的出事了？工伤？
谢建华一跺脚：“我早就说过，干土建不安全，就是不听劝嘛！”
等谢建华赶回北京的朝阳医院时，媳妇躺在手术床上，脸上已经被白色的床单蒙住了。他看看站在身边的医生、护士，似乎很不解。
“先生，我们尽力了，您请节哀。” 医生心情沉痛地对谢建华说道，说完就走出了手术室。
谢建华看着躺在手术台上，没有一丝气息的媳妇，他想走过去，却站着没动。
这时，手术室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妈，妈。”谢建华听出，是儿子跑来了。
谢建华坐在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里，身边是儿子和青岛工厂的厂办秘书。他听了律师的陈述和建议，不想说一句话。起身走出房间，直走到走道尽头的窗户前，他点上了一支烟。
在律师口中，媳妇出事是意外。快下班的时候，她去水房打开水。媳妇总是提前一会儿做好下班的准备，把自己的手和脸洗得干干净净地，涂上香香的雪花膏，才换掉工作服。好多次在同一个更衣室换衣服的女工都笑她：“你男人在外地，你涂得再香，他也闻不见呐。倒是把我们熏得够呛。”
媳妇白瞪着这些碎嘴子，嘴上什么也不说。
她拎着暖水瓶，低头往回走。土建公司的场地就像是农村的场院，木料、钢筋、水泥随意堆放着，院子正中还停着两辆太拖拉（一种体型高大的工程用车）。这时，媳妇听到了喇叭声，她抬头，见太拖拉朝自己开过来。在这个公司里，男多女少，男人们喜欢跟为数不多的女工开玩笑，平时大家都不会当真。
这时太拖拉上的司机就是公司里最出名的混混，号称最爱开玩笑。他开着车“吓唬“谢建华的媳妇，逼得她不住地后退，混混却在驾驶室里浪笑。谢建华媳妇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上，一片堆放着废旧钢筋的地上，锈蚀的钢筋穿透了谢建华媳妇的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