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广泛：韦庄的诗题材丰富，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慨，如《与东吴生相遇》“十年身世各如萍，白首相逢泪满缨”；有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像《悯耕者》《汴堤行》等对战乱中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还有对历史事件的思考等。他的诗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
风格独特：其诗圆稳丰满，情感真挚深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清代翁方纲称他“胜于咸通十哲（指方干、罗隐、杜荀鹤等人）多矣”，郑方坤把他与韩偓、罗隐并称为“华岳三峰”。
词作方面：
白描手法与清丽风格：韦庄写词善用白描手法，减少辞藻修饰，直接传达真实的情感，减少了词的秾艳、浮华色彩，具有清丽疏朗的审美特质。比如“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菩萨蛮》），“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清平乐》）等词句，语言平易流畅，意象清新。
词化倾向：韦庄是古代文人词诗化倾向表现最早、影响深远的词人之一。他的词作中虽大多写男女之情，但部分词作能以疏朗的笔触直抒胸臆，与温庭筠绮罗萎靡之态大相径庭，开启了一条具有诗化倾向的新词风。
4. 作品流传：诗集今传《浣花集》十卷，词集散录于《花间集》《尊前集》《草堂诗余》等。其诗《秦妇吟》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
牛李党争是发生在唐代中晚期的文官集团间的政治斗争。以下是关于牛李党争的详细介绍：
1. 起因：
元和三年科举案是其导火索。唐宪宗元和三年（808 年），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科举对策中批评朝政，尤其是对朝廷出兵藩镇的做法提出异议，这引起了朝中用兵派的不满。在内朝宦官的干涉下，唐宪宗贬斥了出策人及一批支持采取姑息措施的廷臣，牛僧孺等人也未被任用。同年秋，裴均污蔑宰相李吉甫，称是他指使牛僧孺等人批评朝政，李吉甫因此被罢免相位，贬为淮南节度使。此事件暴露了朝中文官集团的分裂，被视为牛李党争的开端。
2. 主要人物及党派构成：
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牛党人多是没有门第背景的寒门，虽有少数人出身山东旧士族，但都以进士入仕为目的。他们支持科举制度，主张取士“地胄词彩者居先”，重文采，没有传统礼法的约束。
李党：以李德裕、郑覃为首。李党代表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反对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认为应该主要考经义策问，而非只讲究浮华词藻的诗赋。他们受传统家法影响，不利用进士身份而攀附主考官。
3. 党争过程：
公开冲突：长庆元年（821 年）的科举案是牛李两党公开冲突的开端。段文昌上奏唐穆宗，称当年的科举取士中存在礼部采纳不公的现象。当时的翰林学士元稹、李德裕、李绅等人与段文昌交好，回应称确有其事。唐穆宗任命王起、白居易主持覆试，结果礼部所录 14 人中有 11 人在覆试中落第。唐穆宗于是贬主考礼部侍郎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充开江令，李宗闵等因疏通作弊而刺配。
相位之争：此后，两党之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相位展开。长庆年间，牛僧孺与李逢吉结派，共同针对宰相李吉甫、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牛党和李党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
三党并立及甘露之变的影响：唐文宗深感内朝宦官势力扩大后对皇权的威胁，寻求外朝文官的支持意图削减宦官的权势。在宦官王守澄的推荐下，唐文宗开始重用李训、郑注二人。李训、郑注为夺取相位，引入李宗闵，污蔑李德裕暗中勾结漳王，李德裕被贬。之后，李训、郑注又打击牛党。大和九年（835 年），李训、郑注以观露为名将宦官首领仇士良引入宫内刺杀，计划败露，仇士良带领禁军对参与计划的文官进行无差别的屠杀，这就是“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后，牛李两党在朝的苟安禄位，在野则明哲保身。
各自专政时期：开成五年（840 年），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为相，李党在朝堂上占据绝对地位。李德裕积极进行政治改革，平泽路、驱回鹘，试图重新树立朝廷的权威。唐宣宗即位后，因与武宗素有嫌隙，厌恶李德裕，将其罢相并贬为荆南节度使，随后又接连贬斥。牛党趁机上位。
4. 影响：
政治方面：牛李党争对唐代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较大影响。党争使得政权在两党之间不断交替，政策难以得到贯彻，人士任用不稳定，导致朝堂风气败坏。同时，牛党多次阻挠朝廷对藩镇的出兵，对李党进行的诸多朝政改革也一概废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晚唐时期中央权威衰微，藩镇拥兵自重的现象。
文学方面：在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两党都创作了许多以污蔑、诽谤对方为目的的作品，将许多的文人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党争结束之后，随着文官集团的势微，大批文人的心态由中唐时强调济世复兴的积极乐观转而变为避祸自保，促成了晚唐文学以伤感、消极、沉郁为基调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