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些没有居住在莫斯科的地方官员们却倒了大霉，成为了利加乔夫的出气筒，在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地。随着司法机关的深入调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被举报到了利加乔夫手上。这一次，在公开性原则的指导下，基本上利加乔夫查处一起，报纸上就会刊登一起。而同样是因为公开性原则，对于苏联过去的领导人的报道也开始出现了批判为主的倾向。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倒是没胆子批判列宁，不过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在执政期间的一些失误和过错，传媒都没有顾及的进行了批判，比如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对于腐败的纵容。这让这些原本在老百姓心中高高在上的领导人的形象开始出现了动摇。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公开报道引起了苏联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的不满，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就对斯大林在二战期间对三国的吞并过程中采取的大清洗政策感到不满，在过去，因为宣传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老百姓对此都毫不知情，可是这件事一但公开讨论，无异于是引爆了一颗关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民族问题的核弹。但是这些都无法和车臣问题带来的影响想提并论。要知道，斯大林当年可是把大部分的车臣和印古什人流放到了中亚地区，这个伤口现在再次被揭开，那些已经在中亚安居立业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纷纷要求回到自己的故乡。
雅科夫列夫的政策让苏联国内已经淡化了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许多少数民族都开始关心自己的民族是从何时被并入苏联的版图的。这就无可避免的牵扯到了苏联早期甚至沙俄时期那段残酷的历史。由于戈尔巴乔夫不再限制人民的结社权利，于是一些研究民族问题的团体开始在这些地区纷纷成立，比如一些波罗的海三国历史研究会，车臣地区的历史研究会，格鲁吉亚历史研究会等团体。他们主要是在脱离传统的苏联历史来独立研究自己过去的历史，也就意味着这些民族的历史不再是苏联整个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和沙俄以及苏联的历史分割开来的独立历史。
利加乔夫这个保守派对雅科夫列夫探讨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过失的行为感到气愤，他认为这会伤害到党在人民当中的权威，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科夫列夫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灰衣主教，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从书记处的职权范围独立出去了。作为一个在欧美地区生活了十年的知识分子，雅科夫列夫一直都觉得列宁和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总想改变一下，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论来。
谢廖沙一直都在注视着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觉得这场讨论开始朝着一个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报纸上各个民族的精英纷纷声讨沙俄和俄罗斯人的沙文主义和侵掠扩张，这又让占据绝大多的俄罗斯精英感到十分的气愤，他们开始探讨在苏联的成立之后，俄罗斯人受到的种种限制，比如在入党，就业，教育等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甚至有的俄罗斯经济专家认为，就是因为政府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过多的投入，才让苏联的经济出现了问题。
就在报纸上的讨论越来越过火的时候，乌兹别克棉花案成为了利加乔夫第一个拿出来开刀的案子。几十名主管乌兹别克棉花事物的本地官员被利加乔夫的手下押回莫斯科接受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