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也不禁有些愕然，道：“何以见的？”
秦铮道：“康梁变法，计104天，却下变革令280余条，涉及政务、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事先既无考查论证，制定严密计划；途中又全无章法，，不得要务既无重点，又无条理，如此行事，岂有不乱之理。变法革新，何其重大之举，自古中国行变法事，鲜有成者，可知其艰难，因此非万分谨慎，全盘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而不可行，何况我中国地域广扩，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民心匀不相同，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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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千头万绪，乱如麻丝，牵一发而动全身，岂能随性乱来。”
光绪听了秦铮的话之后，半响无语，尽管自己被夺权囚禁，甚致是差一点被废除，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鲁莽行事而起，但光绪心里一直把康梁视为治世救时的栋梁之材，有时光绪还会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掌权，从海外请回康梁重新主持变法革新，使大清国富兵强，中兴天下。而庚子国变，出逃以后，光绪不止一次的想如果戊戌变法不被中断，大清恐怕巳是一派新欣向荣的景像，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秦铮却毫不客气的把他心目中的治国干材贬得几乎一钱不值，也让光绪心里非常不满，而且戊戌变法所下发的变革令虽然都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但也是经由光绪发出的，因此秦铮的指责、贬底，实际也是把光绪也算在里面了。
在旧时空里，有相当一段时间对戊戌变法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要过高，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却开启了中国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在甲午战败以后，变法革新的思想就己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戊戌变法只能说是恰逢其实的将这种思想推动了一把，说到开启就有些言过其实了。
当然不能说戊戌变法没有进步意义，但毕竟一个仅仅只维持了104天的变法行为，真正对中国的思想进攻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要说戊戌变法的真正作用，主要是固定了清廷守旧顽固的印像，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让不少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不过这个作用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史学届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定义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主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本质上仍然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只是从租界的报纸、书籍而来，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所谓的维新派竟没有一个人有出国考查的经历，由于是维新派的精神导师康有为，也只不过去了一次香港，到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反到获得出国的机会，游历日本及欧美诸国，但思想反到日益保守起来。
而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对西方各国的体制、制度实际根本是半懂不懂。当然就算是半懂不懂，但比起当时的中国来说，维新派的思想确实也算得上是进步的，但维新派的持行能力，见识、政治手段，甚致是道德水准，都只能用可笑来形容，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件好事，反到是成就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名声，如果真的任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变法，中国是不可能富强起来，而且不出一年中国非乱不可，庚子国变说不定会提前发生。
尽管光绪不愿做亡国之君，并且力图变法图强，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君主，在戊戌政变之前，除了在慈禧面前以后，永远都是圣明之君，当然不会有错，这时也不禁生出海外华人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的想法来，但还是强压住心里的不快，道：“那么依你们之见，大清变法的要务之急在那里呢？”
秦铮当然听得出光绪的不满，心里想着就这一点气量还想当中兴的明君，不过既然光绪问到这里，也不妨亮一点干货出来，至于光绪听不听得懂，那就不管了，于是秦铮道：“当今中国的要务之急在于土地。”
光绪怔了一怔，没有想到秦铮给自己竟然是这两个字。
秦铮接着道：“国之根本在于民，而民之根本在于土地，我们回归中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了解了一些现在中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天下的土地，十之七八均为大地主、豪强、乡绅所占有，而农民所有土地只待十之一二，耕者无田则国不安稳，为历朝所警，自然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土地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什么变革都沒有用。”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光绪当然不会不懂土地兼并的危害，但一来是光绪对于土地兼并没有什么直观的认识，大多都是从史书上看；二来在光绪看来，只有效法西洋诸国变法革新才是要务，土地什么的，还是守旧的思维，而康有为，梁启超主持戊戌变法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过解决土地兼并的事情，似乎是只要是变法成功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而秦铮却郑重其事的把土地问题列为中国的第一要务，不仅让光绪意外，而且也大失所望，还以为海外华人能有多大的见识，结果居然还是守旧的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