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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世界，风云变幻，关注中日战事的大国并非只有大英帝国一家，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一场专题会议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表面上看起来，这仅仅是一场全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但实际上却反映了苏俄对远东局势的整体讨论，不仅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维诺也夫、克列斯廷斯基等政治局委员也在座，俄共一共5个政治局委员，除了列宁在黑海养病之外，居然都到齐了。
虽然列宁在1918躲过了女刺客卡普兰的刺杀，但多年积累下来的流亡生涯使他的身体遭到了很大损害，而内战期间繁重的工作更加剧了这种局面，这次到黑海养病，既是列宁自己想好好休息，也是党内的一致意见——俄国革命千头万绪，总舵手可不能垮了台。
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托洛茨基其貌不扬，看上去倒更像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领袖，不过任何人都不敢小看托洛茨基。他不但创建了红军，而且还率领着弱小的红军取得了内战胜利并击退了外国干涉军，虽然华沙城下的失败和远东的溃退有点丢面子，但俄共党内没有第二个人敢拍胸脯说自己做得能比托洛茨基更好。作为享有巨大威望的人物，托洛茨基不仅是俄共的二号领袖并兼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唯一能在党内与列宁相提并论的人物，《真理报》在发表新闻时，一般总习惯性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与他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同志。
按照惯例，列宁不在。主持会议的自然是托洛茨基，再加上这次是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会议桌的中间，其他人员自觉按照在党内地位的高低由近及远地依次落座——这个顺序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弄错的。
“同志们，你们怎么看目前中日之间的战争？”托洛茨基的开场白异常直接。“党需要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托洛茨基内心深处无疑是极为矛盾的。内战胜利之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列宁强撑着病体，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在“战时*”立场上后退、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实际上就是要执行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用*学说来解释，就是列宁暂时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理想，专心致志地开始要着手建设俄国了。这个方针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相背离，更与托洛茨基坚持的“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论”相悖，在最开始的时候，俄共内部的气氛很微妙。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风格还是泾渭分明的。列宁在政治上是现实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是理论派的，否则，类似于《布列斯特条约》、《鄂木斯克》条约这样的文件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去签署的，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工作中却是实干派，列宁的思路没有托洛茨基的贯彻和推动是根本不可能落地的。也因此。列宁更多时候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则掌控这全党的大局，两人意见一致的时候，俄共容易取得成绩，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则俄共上下容易出现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苗头。虽然并不满意列宁的主张，但托洛茨基也清醒地看到，“战时*”已对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损失甚至是永久性的，这种特殊时期的极端做法根本不是向*过渡的途径。不加以调整是不行的。因此，他并没有激烈地反对列宁的主张，而是用另外一种更加温和、隐蔽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在策略上赞同列宁的意见，但在实施方法上却牢牢掌握着方向，使这场争论没有上升为两种路线、两个派别的分歧。
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列宁的体力、精力还勉强能够应付工作压力，在政治局内有列宁、斯大林、季维诺也夫3个政治局委员压阵，在中央委员会里则有布哈林这样的理论家支持，新经济政策最终是全盘通过了——托洛茨基本人也投了赞同票，尽管他保留了很多意见。事实上，列宁也不敢压迫托洛茨基太甚，不断解释“新经济政策”与“世界革命”毫无冲突，他是着眼于目前，而托洛茨基同志则意在长远，很好地维护了托洛茨基的威信，使得俄国（布）这个股份公司还能“团结一致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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