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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像左逢圣这样的家庭有千千万万，他们集中在城市，中国境内的各大城市，各个新兴城市。作为新的城市居民，努力积攒着一个家庭传承的所有一切。
对比生活在小城市或是乡下，大城市生活所系的一切耗费要远远超过前者。但同时他们的收入也比在小县城或农村更高，并且大城市还给了他们的下一代更好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虽然小学堂、中学、学院/大学在中国才出现了没有几年，可是对读书特别有感觉的中国人，已然认可了上学考大学这条‘青云之路’。因为这几年报纸上经常报到出的大学生就业薪水，对于一般家境的中国人真的是有惊喜式的发现。很多被报纸当做典型爆出来的大学生薪水那是让很多小地主看了都眼红不已的档次，所以考大学迅速的成为了中国下层人民出人头地，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家族命运的青云之路。
事实上很多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远没有那么高，但是报纸不会报到，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只需要去看最顶尖的一批人的薪水就可以了，他们只需要有一个目标去遐想、去期望就可以了。
就算是去科考，大学生不见得就能考中进士，但秀才、举人考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新鲜出炉的‘命运改变器’的基数比科举要大，比科举也更保险。就算考不上大学，初、高中结业的学生也一样能做到一份工作，尤其是一些从技校升格而成的职业高中和更高级的职业学院，想要进去也是需要初高中毕业证的。
那刚刚被金基大和黄兆俊鄙视过的报纸，在教育普及阶段，有着它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天六年三月，金基大在天津码头登陆。先是水师陆战队登陆上岸，然后金基大从排水量超过2000吨的中国最豪华皇家帆船——宝船号上前呼后拥的走下来。
金基大本陈鸣册封为广德伯，同时他也是第一任渤海省巡抚。这次宝船号上装载的可不止金基大一人，很多在华的朝鲜使臣，还有很多内阁‘选拔’的各级官员，比如各政治学院的学生，像沈源这类的，足足一百多各级官员，这就要去到朝鲜了。
没到一个停泊靠岸的港口，诸多官员们都会跑下船来，他们一个个都有点放浪形骸，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心里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谁也不敢说朝鲜就会乖乖的听话，谁也不敢说他们就不会造反杀人。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朝鲜，那当官不是享福的，而是冒险的。
每一个人都把朝鲜视为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自然地，这脑子里就有了点水手一样的思想，今朝有酒今朝醉，省的砍刀临头手里还有大笔的金钱，白白为叛逆做了嫁衣。
一群人从南京出发，经过上海、连云港，到山东的青岛，然后是天津。下一站就是辽东的旅顺，然后就直接到仁川了。
不过这人形形色色，有的人对于朝鲜充满了惧意，有的人却认为朝鲜丁点也不可怕，还有的人则是在来之前就已经生了病，不仅不能下船，练到甲板上透透风都难。就比如朱世海朱大律师。
两个月前朱世海的大律师在上海还活得滋滋润润的，可是他自己找死，承接了一件拆迁案件，还是顺丰地产的拆迁案件。朱大律师赢了，他让顺丰地产白白多拿出了十万块安置费，然后他也狠狠地开罪了顺丰地产上海分公司的经理。
就在拆迁案件的补偿费用刚发到当事人群手中一旬不到，朱世海律师事务所的员工周仕丰在江苏某地方法院指着法官和法警，于法庭之上大声叫骂，将庄严肃穆之地变成骂人撒泼所在，致使庭审无法进行。周仕丰在被法警强制驱除出法院之后，继续与五名当事人互动，拉横幅、打标语、喊口号，引来更多的人围观，给法庭施加压力，不以法律为准绳，不以事实为依据触犯了相关刑事条例，当天就被刑事拘捕。
等到朱世海随后接到报信知晓那明显不对头的消息的时候，他所经营的律师所已经被上海法院宣布停止营业，所有律师和相关办事人员都成为了被告。
罪名是以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律师、传谣者、当事人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律师事务所七名律师和五名办事人员都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件事儿在上海影响很大。
因为这还是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被政府推上法庭的。而连连叫屈喊冤的朱世海在七名当事律师五人迅速反口指认其‘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被迅速判处了有期徒刑——劳动改造五年。
只是这件事儿当中露出的马脚和痕迹实在太大了，这是一场赤果果的陷害。而且朱世海也不是完全没来历的人，他有法科进士身份做基础就先不提了，他的那些同科，他的那些朋友，还有他在社会混那么多年沟通的联系，最最主要的是他还是《大公报》的法律顾问，那背后主使者也不能完全一手遮天。等到朱世海不服判罚申请上诉的二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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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二审期间，法院本身在两股力量的支配下已经变成了摆设，让背后一直对这件事表示关注的陈鸣黯然的叹了一口气。
时间还是太短暂啊。要全社会法制谈何容易！连司法部门自己都会习惯性的屈服于权势。纵然后者不能空口说白话，要把一切证据都夯实了。对比之前的各朝各代，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