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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鼎仓皮劵的销售,除了前期投入的各家分利以外,那每股十万钱的股金还是建康城营建下一步的启动资金。既然庾曼之这里销售情况不是很好,沈哲子索性让他将剩余的部分都转给任球,由其再往外发售,趁着价格还不错,尽快将资金回笼。
至于那些错过今次入场机会的都中各家子弟,日后倒也并非没有机会再加入进来。日后随着供股的成本增加,那些商旅们势必不会将太多浮财投入进来,免不了要转手出去。又或者干脆将之馈赠给官宦人家,以此换来庇护。
在古代这样一个社会,尤其是东晋这样一个年代,官员所享有的特权实在太多,乏甚制约,几乎没有有效的制约。因此,并不能发展出来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健全的金融产品,一切的利益输送,终究还要向权力看齐。
这种现象,其实也并不仅仅只是东晋的弊病,应该说是农耕社会生来俱有的弊病。因为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被锁死在土地上,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任何的商品经济仅仅只是权力的附庸,在生产力没有一个突飞猛进的爆发时,资本其实很难彻底翻越权力所设置的障碍。
沈哲子所搞出来的这些构想,其实很难称之为资本,因为这个构架的核心还是以权力为基础。假使他家没有获得眼下的势位,完全不可能号召那么多人家真金白银的投入进来。当然,还有中枢暗弱,不能对占有资源的南北各家进行有效的控制。
别的不说,单单台中如果看鼎仓不爽,直接强令少府撤出,那么这个组织就会即刻崩溃。可是现在,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台中自然要投鼠忌器,绝对不敢进行太强力的干涉和管制。
所以,沈哲子这一套的计划,只是针对于眼下这个特殊的时代所构架起来,换了一个时代且不说做不得做得成,即便是做成了,崩溃起来也简单的很。更远的不说,单单沈哲子未来过江以后,随着他掌握的军队和土地越来越多,要不要废除这个组织只是在他一念之间而已。
这应该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许多在后世看来应该能大益的制度,换了一个环境便会变得脆弱至极,根本就经不起折腾。
庾曼之原本还以为自己做的很好,结果在任球这里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心情实在黯淡。他眼下在都中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任事,索性告辞去找沈云喝酒去了。
待到庾曼之离开后,沈哲子便问起了任球其他的布置。过去这段时间,他做的事情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是围绕建康城的营建,随着鼎仓的建立,事情已经踏上正轨,剩下的由其自由发展就好了。
至于别的事情,摘星楼那里聚集了都中大量的年轻人,各个激昂愤慨,自比于东汉时期的党人,生怕没人去找他们的茬,最好是把摘星楼拆了,给他们的行为更添悲壮色彩。
这些事情,沈哲子在决定节录《徙戎论》公布于外的时候,便已经有所预料,眼下倒也并不感到意外。他也懒得再去过问,那些人叫嚷的再怎么凶狠,过过嘴瘾而已,或许能将北伐这个话题再炒热起来。只要宿卫没有失控,他们就脱不了缰。
还有就是被沈哲子派去琅琊郡的几个门生,算起来那个卞章归乡也有些时日,倒是不知在乡里经营的如何了。
听到沈哲子问起此事,任球便笑语道:“那个琅琊卞氏仇家真是不少,卞七郎刚刚归乡露面不久,都内各寺署有司便纷纷收到琅琊郡内人家的检举。为了压下这些检举,我近来也是多与各寺署吏员走动,倒是没有闹出什么风波。”
琅琊卞氏被抄家罪名是谋逆,但这是庾亮在世时的旧案,最初的风头过去了之后,眼下已经不再被提及。
就好像历史上的吴兴沈氏,沈哲子老爹作死,家业尽毁。但是由于琅琊王氏没有垮,王敦谋反这件事很快也就平息下来,许多原本王敦的旧员也都免于被清算,又渐渐变得活跃起来。
比如陶侃的亲家庐江周氏周抚,只是在王敦被灭最初逃到了蛮部躲了几年,风头过去后归乡闲居,被禁锢一段时间很快又得到进仕的机会,甚至还参与了桓温灭成汉一战,后来官居益州刺史。
而沈家则要惨一些,全家只剩下一个沈哲子的小兄弟沈劲,因为背负谋逆之名甚至连乡议定品的资格都没有。后来也是走了王胡之的门户,才谋求到一个北伐的任事,后来死战洛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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