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馨士馆这一比较单纯的学术地转入仕途的范汪在稍作沉吟后，则开口说道：“由乱入治，必以重典。沈侯严刑乡愿，诚是当然。但以民声取咎入罪，则不免略失刑威……”
沈牧用的非常方法，有人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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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质疑，沈哲子并不感到意外。特别范汪久为儒学宗师，缺乏实际的权衡机宜，虽然赞同打压乡愿，但却觉得将庶民之声作为量刑凭证有些欠妥，应该说内心里还是有几分清高，对民声乏于足够正视，又觉得因赞誉得罪，不利于河北民风入纯入朴。
一件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这一点沈哲子并不抵触，所谓集思广益，只要基本的路线无冲突违背，他也自有纳谏的包容。
不过沈哲子还未开口，谢尚已经发声反驳：“范公自是河洛儒宗，言思俱都法古尚贤。然乡愿所以可恨，即在于是非混淆，德与非德趋于混沌。仲尼所以厌之，即在于此。媚俗而趋势，惑民而欺君，云泥之间，成其乐土，天恩不能沐下，下疾不达天听。沈侯执此机变，使天听复清，使民疾曝白，恩威得于清白，世道焉能不治？”
沈哲子之所以对谢尚颇感满意，就在于其人的灵活与复杂。江东旧年侨门执政，他以清雅妖异能为王葛座上宾客，待到沈氏骤大，大将军霸府执法用事，他又以恭劳事庶而著称，既可以编修礼法，又能主持勋功改革，可以说任何方面的才能或许不能达于顶峰，但也都能做到上流。
若再加上原本历史上其人执掌豫州，成为陈郡谢氏出掌方伯的起点，为陈郡谢氏之后的崛起奠定下深厚的基础，谢尚这个人简直就是全才，是世族子弟之中第一流的人才代表。甚至于陈郡谢氏之后的谢安、谢玄，都只是谢尚某一个侧面的进一步发挥。
历史上陈郡谢氏能够成为南渡之后江东四大高门之一，谢尚这个近乎全才的领头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就像眼下，令大将军倍感欣喜的、由沈牧所提出的除杀乡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谢尚便能洞悉真髓，所陈述虽然较之大将军心中所想还有出入，但已经相差不大。
乡愿，在儒家的经义体系中，最初是作为一个道德概念被提出。但若大而广之推及到普世层面，则就有着更大的意义。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这个人，在儒家传统概念中，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巨奸，但察其一生行事，更像是一个儒家治世思想的狂想家与践行者。
但若是将乡愿引入古代统治层面，王莽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愿，也代表了乡愿对世道伤害之大。
当然，对于乡愿这样一个存在，沈大将军也有更加浅显直白的认知，他们就是一群把持上下沟通渠道、赚取差价的中间商。而所谓的杀乡愿，就是消灭中间商。
乡愿从道德上讲是伪君子，乱德之贼，而扩及到中古统治生态中，世家与豪强，他们便是一群乡愿。把持经义而宣私说，盗持君权而营私誉，挟持乡民而治私业，忝官尸禄，欺上罔下。
沈牧所提出除杀乡愿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沈哲子激赞，就在于已经触及到社稷能否长治久安的根本。秦之编户齐民、隋之科举取士，都是削除中间环节、加强集权效率的壮举，惠及后世。
其实就算没有沈牧的提出，年前年后、乃至于更早前，沈哲子就一直在考虑该要以何种方式去化解这一个社会问题。早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他便打压豪强，尤其西征关中的时候对弘农杨氏挥起屠刀，更将行台在这方面的强硬姿态彰显无遗。
但这种手段单一、姿态强硬的清除，也给行台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最直接表现就是行台尽管大势已成，但是由于恶名太盛，在北伐过程中如果不是避无可避、真正主动投靠行台的乡流门户其实并不多。
而且未来的新朝，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权，最起码要在表面上做到团结与包容，如果对某一特定群体表现出十足的恶意，那么在将其彻底消灭之前，便很难构建一个稳定的统治。可是世家悠久，豪强滋生，甚至本身就是行台重要的构成部分，哪能说割舍就割舍掉！
但是，沈牧所提出的这个斗争概念，能够很巧妙的避开正面的冲突，同时兼收实际的效果。杀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世族旧姓又或强宗土豪，而是因为你是乡愿德贼，你在道德上有瑕疵！
至于这个口号的提出，同样也很巧妙，卡在晋祚朝廷将死未死、新朝将立未立的微妙时刻，新的时代呼之欲出，已经是大势难阻。而等到世道正式跨出这一步，杀乡愿这一个斗争思路自然而然便会成为新朝的基本政策之一。
乡愿其实很难彻底消灭掉，这源于人性中的利己属性。而且涉及道德层面的思辨，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准则。但是眼下用来作为定点清除世族、豪强残余，最起码要将他们压制在一个新世道能够包容的范围内，却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口号。
这一口号，同样也能获得行台上上下下的认可共识。北伐杀胡、收复神州，是行台上下戮力共进的结果，任何不属于行台序列的某一家某一人，若想在行台壮功之下做什么动作，那就是在侵夺行台霸府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