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能说是初步的预防以及各种初期阶段的治疗而已，有没有效果还不一定呢。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去处理，那就是心理的问题。
病痛易除，心病难医。
系统提示道，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鲍鸿想想，这也是必然的事情，要知道，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这是什么概念？生化危机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吧？完全是末日危机的局面啊。要知道，末日降临的局面下，各种人性的爆发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类内部崩溃的速度比外在毁灭的速度还要快上无数倍。
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
有句话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是什么？绝境何尝不是沉默的一种？
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完全束手无策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呢？更何况这还不是生化危机这样有固定敌人的局面，而是瘟疫、病魔这个玩意，除了求神拜佛，怨天尤人，就算是鲍鸿自己也想不到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了。
在这个方面，鲍鸿也不是没有了解。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之类的问题不说，在经历过生死危机之后，很多事情也看的淡了，对于生死没那么恐惧，或许所作所为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然而，不得不说，这种改变十有八九是恶性的，能够觉醒本性的无量光明的终究是少数，真正能够参透这一切，在战乱那等大毁灭中涅槃中无量光辉企图拯救世人的大觉悟者终究是少数。
李耳、孔丘、释迦摩尼等等，企图带领世人走近全新的境地的终究是少数。
当然，李耳出世，释迦轮回，孔丘也不是那种宣扬奋发向上的类型。
比较靠谱的励志类应该算是《周易》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下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地，君子处世，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在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
可以说，要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鲍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用这个来进行宣传，当然，现代的社会风向还没到魏晋时期的程度，目前还不需要这么折腾。(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