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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意图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原来，罗马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十分喜爱读书；不过，他们不是自己劳神翻阅那些读物，而多半是指定某个奴隶给自己朗读。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通过写作而进行独立思考。因此罗马的文学作品比较丰富，尽管有些作者在其他方面的名气掩盖了他们在写作方面的才名，如西塞罗等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有大量的诗歌散文流传至今。
写作还促进了一个新鲜事物的形成:那就是公共朗诵会。一些有钱的贵族认为他们资助的诗人能为他们歌功颂德，而诗人则把朗诵会当成是出名和吸引资助者的好机会。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曾经写过几部历史巨著，并常常在元老院中让人诵读。
律师出生的普林尼在成为执政官之前，据说常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听众去诵读文章；据他的信件中记载，他诵读时的表现似乎比在法庭上辩护还要紧张。后来，这位普林尼成了一个朗诵迷，他曾经一连数周每隔一天就要出席一次朗诵会，并乐此不彼。虽然听众们百听不厌，但他有时还是抱怨他的听众举止不雅或是精神不集中。
就这样，一群一贫如洗但雄心勃勃的诗人，加上上流社会的热心推动，使得诵读之风盛行，发展到今天，此举竟然成为了最时髦的公众活动。以至于在现在，如果谁能成功地举办一次公共诵读会，就如同在社会上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一样自豪；所以，许多人都在家里专门备出一个房间作为开诵读会的地方。
当然，这些都是上层社会的朗诵娱乐活动；对于普通的罗马人民来说。能够在公共场所听到一些穷困潦倒的诗人进行诵读诗文就已经是一种高雅的享受了。而那些贫穷的诗人们也愿意通过在公共场所诵读诗文来赚取金钱和赢得贵族们的关注；所以，很多人学习诗文朗诵为的就是赚钱和成名，根本无关罗马文化。
共和国初期，作为执政官的哈德良。曾经下令在罗马城修建一座文学大讲堂，其初衷之一，就是想用来承办这种集会的。罗马的诵读之风，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罗马人民平时的文化生活，甚至也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毕竟在这个时代文化还是属于贵族的专利。而且，罗马人不满足高雅的文化诵读，也为自己安排了极其丰富的食物聚会。
为了体验普通罗马市民的生活，奥斯卡和昆图斯随意在街边选择了一家小饭馆就走了进去；因为两人的服饰都是很普通的平民服饰，谁也没有多在意他们。两人坐下来之后，入乡随俗的每人点了一份大家都在吃的面包和葡萄渣酒；面包的味道略显苦涩，葡萄渣酒就简直难以下咽了，奥斯卡差点吐出来。昆图斯却是不紧不慢的将这些东西吃下去了，并对着奥斯卡作出了如下解释：
在罗马共和国，每名工人在冬季每个月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小麦4个单位。约各35升，夏季为40升。而非从事粗、重活的男人，如监工、牧人等，一般只可得到小麦三个单位。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倘若每名工人每年约需220升谷粮才能填饱肚子，那些个单身的工人不但总能吃饱，甚至还会有剩余的谷物去交换其他需要的物资。
但如果这个分配量还包含用作养家糊口的粮食在内，那么能不挨饿的家庭可能是极少数甚至是特例了。这份年约450升的配额，给一对夫妻，或再多加一个小孩尚可勉强够吃。但人数再多点恐怕就难以吃饱。而那些牧人和监工一旦有了家庭和两个以上的孩子，便会经常陷入食物匮乏的境地。食物匮乏也是间接导致古罗马儿童极高死亡率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的农作物收成是极度不稳定的，平均每七年就要歉收两次，这个恶性循环的基本模式不仅是支配着希腊文化发展。也对罗马饮食文化的构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谷物、橄榄油、葡萄酒和各地生产的蔬菜构成了罗马饮食的基础；而这些食物可能涵盖了90%以上的食物需求。
谷物则是饮食的主干；在罗马共和国，面包和麦粥的对比也反映出贫富对立和城乡对立。烤制面包是用小麦或富含油脂、蛋白质的特殊麦种“斯佩而特小麦”，麦粥则以大麦为主要原料。二十年前左右，大型面包坊才首先在罗马城里出现。开始供应广大城市民众小麦面包，稍后其他城市也相续开设面包坊；而同时期的乡村地区仍以麦粥为重。
唯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那些享乐主义者高喊的口号（面包与戏剧）才有其具体意义；此举并非鼓励奢华挥霍。反而只求安身保命。在共和国内，仅罗马城的居民就有两百余万，要养活这些居民，没有强大的后勤供给是无法实现的。不能妥善地解决好这一庞大人群的物质生活需求，也相应造成局势的不稳定。而这项民生工程，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彻底解决；元老院只能通过每年耗费巨资向埃及王国购买粮食才能勉强解决当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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