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社会党这个名称，除了和第三国际遥控下的欧美等国工人组织有牵扯外，国内的**在建党前也曾用过这个称呼。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就以“社会党”自称。而且，自30年下半年开始，**又以肃清社会党的名义，在其内部开展肃反运动，这时候采用社会党这个名称，会遭到国、共双方的反对。
对于采用民众党这个名称，赵振中是这样说明的：“我们这个队伍，从成立以来就同长期遭受各种压迫的广大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为改变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奋斗；现在，我们把‘民众’两字作为我们党的名称，除了表明我们的一贯立场外，还时刻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来自于民众，不要忘记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不要忘记我们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民众’！”
对于赵振中的这番说明，在座的其他人都一致接受。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民众党”后，接下来的就是确立党的纲领以及制定党的各项制度。
这个时代的政党制度远不如后世健全，加上国内现在又处于战乱时期，因而民众党的章程并没有那些繁琐内容，显得简练、务实。
明确党的的历史任务是“领导和团结各进步阶层，清除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奴役，清除反动当局，清除封建腐朽势力，消除内乱，统一中国为真正独立、富强、民主的共和国。”
规定“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明确“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对于党员的发展，规定“年满十六岁的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进步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民众党。”同时还规定，“为保证党员正确理解党的政策，并贯彻和落实，正式党员不得是文盲。”
对于党的中央机构，规定“执行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负责党的一应事务；执行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为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可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各委员会服从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及其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可在必要时设立地方分委会。”
同时，又明确了上下级委员会之间的职责以及其他一系列具体规定。
制度确定后，针对眼下情况，赵振中建议道：“眼下我们21名代表分散在海外、山东、西北三个地方，力量不集中，而党成立后，考察有关积极分子并陆续转为正式党员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我的意见是先选出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明年海外人员陆续归国后再行选定。”
赵振中的这个提议，大家都不反对。既然设立执行委员会后相关人员还要分散在几处，那除了头衔好听点外，和中央委员会的效果没多大差别。
“我们一共有21名代表，在座的有18人，我看可以按照海外、山东、西北这三个地方，先选出12名中央委员来。其中，海外占5个名额，山东占3个名额，西北占4个名额，云天他们就划在西北吧。”赵振中又说道，“等明年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我们再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海外现在只有不到2400留学人员，骨干力量才723人，占5个名额有点多了。”周恬有异议。
“海外虽然人少，可那边的事情实在太重要了，是我们国内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加强一下那边是应该的。”赵振中解释道，“再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海外留学人员中就陆续有人回国，人员肯定会发生变化。与其到时再调整，还不如现在就提前考虑到。”
想想自己和周昊明年要带一批学业有成的留学人员回国，周恬也就不再坚持。
最终，经过18名与会代表的选举，民众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了。其中，海外5人是：周恬、周昊、唐明、李云山、于文田；山东3人是：谷海川、姜一山、张公远；西北4人是：赵振中、李云天、张明瑞、杨天明。其他柳继峰、徐超远、杜义山、刘成山、邹德贵、刘成林、李云兰、姜凤学、阮明波等9人则成为候补委员。而赵振中则众望所归的成为民众党主席兼军委主席。
中央委员会产生后，9月1日上午，一向乐天的周昊看着东方海面上正在升起的太阳，感慨道：“今天这个日子，必将为历史所铭刻。作为有别于国、共两党的新生势力，民众党的诞生必将给国内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从今后，历史真的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