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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赵柽一行人到达了太原，住进了原来的制置司衙门，不过牌子已经换成了宣抚使的啦！因为事情很多，赵柽刚刚搭建的班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开始工作，但他们很快就发生了分歧，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人事的安排上。许宗衡等人发现王爷用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用吏才，这让他们不满，放着那么多举人、进士不用却要用这些吏。
其实他们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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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官场上有句话是说‘夫富者不为吏，而为吏者皆贫’，这说明官与吏的身份差别一般与经济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由于高官日益为科举出身的人把持，官与吏在身份地位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大了。但胥吏毕竟还有借以维生的刀笔，如果再不顾廉耻地舞弊弄权，或与贪官狼狈为奸，勒索欺压百姓，照样有发财机会，而宋出现了严重的冗官冗吏问题，各级衙门的官员多满足与尸位素餐，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为胥吏夤缘为奸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也令吏的名声更臭，惹人痛恨。
赵柽喜欢吏才却也与他出身‘草根’有关，他虽然重视文化人，但当时身边却无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精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用这样的人，首先是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其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
另一个原因便是赵柽对宋代这种科举制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呆子们一旦登上黄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这些出门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会是神马结果？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日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精，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正所谓‘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
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也有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可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都很伤脑筋。
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不满意，提意见。仁宗皇帝觉得说的不错，认为‘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并于嘉祐二年增设明经科；到了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
由于考试官学色彩逐渐增加，又限制了创造性，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自由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对这些饱学之人，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又得想法限制他们的权。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这也许说明赵柽有当皇帝的潜质吧！
其实到了杨时等人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见识和经历谁都知道科举就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赵柽看得明白，可他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即使看明白了，又怎么敢承认呢？如果认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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