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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住房本来就非常紧张，而贵族和大商人又趁机大肆的囤积，这进一步造成了住房的紧张状况，而只要新房子盖出来了，按照大唐的律法，又不能不让贵族和有钱人购买，哪怕一个人购入一百套也是合理的。
为了解决棘手的贫民居住问题，朝廷原本打算强制制定不同区域的租房价格，比如城南一间屋一个月只能租五百文，城外的房子最多一个月三百文，可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这项规定马上就遭到了贵族和大商人的强烈反对。
因为他们购买的房子是花了大价钱的，若是租金只有这么一点点，那岂不是需要三五百年才能回本，这如何能够容忍，按照一般投资者的想法，三五年回本才是最喜欢的，二十年回本都已经是极限了，若是二百年才能够回本，则是他们万万不能容忍的，如此低廉的价格，他们宁可不租了，也不会租给穷人居住。
所以，朝廷最终只能让步，否则，这些贵族就联合起来，一间房子都不租，全都闲置起来，让穷人没地方住。
可即便增加一些价格，这些贵族和大商人，想要快速收回成本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通贫民的收入摆在那里了，不论房子的价格有多昂贵，房租却是有上限的，那就是贫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再高的话，贫民情愿离开京城，返回自己的家乡，也好过在京城给房东打工。
因为了解了贫民的底线，所以，这些贵族和大商人，手里有房子的，都会把房子定在贫民收入的一半左右，有良心一些的定在三分之一，这是贫民忍受的极限，给贫民带来的生活压力无疑是很大的。
按照李安的理解，收入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拿来交房租的压力是比较小的，也就是一两成的收入，超过三成就已经很高了，达到五成之后，那就是非常巨大的负担了，而在京城，有部分昂贵的房子，租金都到了普通贫民收入的七成了，这份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当然，也有一些贫民的收入稍微高些，对于稍微高些的贫民来说，这些高价格也许只有收入的三成，倒也是勉强可以忍受的。
不论如何，由于高房租的存在，给来京城打工的普通贫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让满怀希望的普通贫民内心无比的失望。
部分同情贫民的官员，也在想办法解决贫民租房负担重的难题，为此，想出了一大堆的办法，最后最可行的，就是由朝廷兴建廉价的出租房屋，租给收入低下的普通贫民，这个办法很好的避开了贵族和大商人的干扰，是能够解决贫民居住问题的好办法。
不过，由于这些朝廷提供的租住房屋一旦大量面世，贵族和商人所囤积的房屋就不那么值钱了，为此，各种各样的阻挠自然也是层出不穷了。
除了手续上的拖延和阻挠，甚至还怂恿被收回土地上的贫民闹事，索要更高的赔偿，从而给廉价出租房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大大减缓了廉价出租房的建设。
而就算建设好的廉价出租房，他们也不忘去薅一把羊毛，虽然朝廷规定了，只有身份低下的贫民才可以租住廉价租住房屋，贵族和大商人是没有资格租住的，可这岂能难得到这些老油条。
虽然贵族和大商人都很有钱，但他们的府上都有很多贫穷的仆人，男仆女仆一大堆，这些人都住在府上的仆人房间，负责伺候他们，但若是贵族让这些仆人去租住房屋，那也是符合朝廷规定的，而这些仆人租过房子之后，肯定是不会入住的，仍旧住在贵族的家中，而闲置的租住房子就会转租给没有房子的贫民，从而挣到一笔差价，一个仆人一个月就能给他们带来一笔小钱，若是府上有一百个仆人，那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对于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朝廷也是无可奈何，虽然取证并不是太困难，可朝廷刚开始制定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转租，从而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另外，这些人的身份也不低，若是真的去惩治的话，相关部分还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万一得罪了哪一尊大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总之，朝廷已经算是尽心尽力了，可这个老大难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不论朝廷提出什么政策，马上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挠，这些既得利益者，可不会考虑老百姓的死活，他们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只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了，就算老百姓全都睡在大路上，他们也不会在意的。
人就是自私的，贵族和大商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才不会考虑一无所有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似乎泥腿子就该住在大马路上，或者睡在桥洞里才是合适的，或者把钱都交给他们，然后由着贵族稍微施舍一个住处，如此，贫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城外的空地被占据了很多，但没有任何建筑物的空地还是不少的，只要在这些空地上建设足够多的楼房，就能够解决居住困难的问题。
可惜来自朝廷方面的阻力太大了，既得利益者太多了，每一次划拨土地都要受到阻挠和拖延，这极大的减缓了廉价租住房屋的建设。
李安对于当前京城的这些状况，可谓是忧心忡忡，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的话，肯定是非常不合适的，贫富差距越大，社会就会越动乱。这从京城这几年恶事件逐步增加就能看得出来。
有些官员把恶事件的增长归结为京城人口的增加，或者归咎于某个负责缉捕盗贼的捕快，从而试图掩盖一个天大的事实，那就是京城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各种恶时间的快速增长，与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贫民生活的艰难有很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