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办提供的几个方案，有不同的计算方式，但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不同计算方式所产生的差额是较小的。那些特别贫困，家里人口特别多，或者人口特别少的家庭，始终都是少数。拆迁片区内居住的家庭，大多数是三代同堂、四五口人的小家庭，再多，也少有超过十口人的。
这种情况下，某一方案想要高票数当选，基本不可能。
这也是方案设计之初预想的结果。
只不过，决定方案的不是我们这些拆迁办基层员工，设计方案的，不是我们几个直接面对产权人的小组，工作的对接，总是会出现一些理论和现实矛盾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票选的结果不是那么“漂亮”。
大家都不“漂亮”，那大家都不会受到批评。
接下来是宣传部的马处长需要纠结的问题如何将这第一次投票，描述得很“漂亮”。
这种事情，国内新闻不了，民庆地方台也不一定会播放，但总要写报告、留记录，说不定未来还有可能被翻出来，拍城市变迁的纪录片。
总是需要有人重视此事的。
那和我们这些基层小公务员无关了。
彼此一交流，大家都不好，所有人都放松下来，回办公室写报告和总结，连带着投票纸，一块儿交去。
之后两天，是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分析这轮投票结果，讨论下一轮投票的过程。
最终方案可能不是某一个，可能会征询产权人的意见，将票数相当的方案综合一下，或者变成可选择的灵活补偿方式。
开会是一个必须进行，却又让人很讨厌的事情。
拍板决定的并非我们这些基层，但我们依然要准备发言，给出自己的建议。
一个个轮下来，让人身心俱疲。
老领导的态度再和蔼，也不能让会议变得轻松愉快。
我在这段时间，都没有进入梦境。
吴灵大概是说了，我无法施展自己的能力，附身到那个东西身。
工作减轻了我的一些焦躁和失望。
等到这阶段工作告一段落，我们这几个组的人进入下一阶段，制作公告牌，准备宣布投票结果，安抚和引导产权人进入第二次投票，我们也摆脱了一个接一个的会议。
负责宣传、负责制定补偿方案的那些人也重新忙碌起来，筹备第二次投票的内容。
时间在这种时刻过得特别快。
妹妹说要毕业旅行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到了八月。
她们这群小姑娘，已经从影视城的那个阴影走了出来，又有心情出去玩了。
原本制定的旅行计划被拿了出来，旅行团、机票、行李也被搬出来，却是大翻新。
这次，是她们这些小女生组成的单独旅行团。除了妹妹高的同学外，她初几个要好的朋友也被拉到了一起。同学带同学，二十多个相同年级的女生拼了一个团，一块儿去旅游。
我自然是有些担心，却是没理由阻止，只能提醒她小心，又咨询了一下吴灵，让妹妹戴好了护身符。
“放心吧哥哥，我们找的是国际旅行社，行程都订好了。我东西也都带好了。”妹妹按按胸口，对我眨眨眼睛，暗示自己戴了护身符。
我只能揉揉她的脑袋，帮她提着行李，送她了包车。
车都是女孩子，嘻嘻哈哈，隔着窗户，学着妹妹的样子齐齐对我挥手。
我不禁笑起来，目送大巴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