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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您……”
一位使馆工作人员看到郭嵩焘的脸色发青，步履沉重，关切的问了一句。郭嵩焘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没有说话，而是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进了房间，郭嵩焘将房门锁好，来到了自己的书桌旁，取出写好的奏折，又看了看，当他的目光落到“副使刘锡鸿……亢直无私，但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这行字时，怒气不由得再次上涌，他几下将这份奏折撕得粉碎，扔到了纸篓当中。
可能是刚才用力过猛，郭嵩焘又感到心脏一阵难受，他坐了下来，努力调匀了呼吸，待到心情平复之后，便立刻铺纸磨墨，开始重新写起奏折来。
因刘锡鸿已死，本着中国“死者为大”、“人死万事休”的传统精神。在新的奏折中，郭嵩焘并没有参劾刘锡鸿，只是详细的汇报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和伦敦警察厅给出的刘锡鸿的死因，并隐约的在奏折当中指出刘锡鸿的死因可能是因其“性情暴戾”、“语言陵蔑”引起了外人的仇视，以致被害身亡。郭嵩焘在折子中称正和英国外交部交涉，并请求朝廷“速简能员前来接替”刘锡鸿的位置。
而此时郭嵩焘并不知道，现在北京城里，参劾他的奏章，正如雪片一般漫天飞舞。
郭嵩焘从奉旨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到现在刘锡鸿被害身亡，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词垣台谏弹章迭上，享受如此“礼遇”，在大清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是左都御史景廉参劾郭嵩焘：
“……窃查自外洋各国公使驻京以来，无厌之请，无理之求，不一而足。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或正论以折，或婉言以导，不知几费经营，唇焦舌敝，必核其实在无碍大局者，方允其请，所以抚外夷而存国体也。奴才虽不尽知，而前在西路军营屡接总理衙门公函，已略悉梗概。近闻兵部侍郎郭嵩焘在总理衙门，一以顺悦夷心为事。……且其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启戎心而失政体，莫此为甚！”
“查郭嵩焘曾奉出使外国之命，居心偏执，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此次副使遇害，郭嵩焘无动于衷，即是明证……”
景廉是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三年进士。曾长期在西北任职，同治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因左宗棠所参而落职。不久即被召回京城。迁左都御史。当郭嵩焘“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消息传出后，他便酝酿参劾郭嵩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这次刘锡鸿的死在朝野上下引发了轩然大波，景廉立刻抓紧了机会，出折奏参郭嵩焘。
从参折内容来看，景廉的目的是反对派郭嵩焘出使，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理由是郭嵩焘“顺悦夷心，恐误大局”，景廉的弹劾，拿捏得很有分寸，并不是反对派人出使外洋，也没有采纳出使外国是“事鬼”的说法，而是认为郭嵩焘那一套办理洋务的思想主张是“媚外”，且“居心偏执，……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景廉之参是清流派射向郭嵩焘的第一枚毒箭，辱骂郭嵩焘的舆论也因而铺天盖地，“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虽然未能改变朝廷对郭嵩焘的信任，但却让郭嵩焘感受到了举国上下严重的虚骄之气所带来的不寒而栗！
紧接着参劾郭嵩焘的，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
“……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国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嵩焘敢为此语，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嵩焘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何金寿上的折子也很策略，他没有提刘锡鸿被杀一事，而是对郭嵩焘《使西纪程》一书开始了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有人说他“已中洋毒”，有人指责他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加上景廉率先参劾郭嵩焘，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金寿不失时机的对郭嵩焘发起了攻击。
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嵩焘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嵩焘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嵩焘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清无此臣子也”。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他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嵩焘已不是大清国臣子！何金寿果然不愧为翰林，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都非常人能及。
何金寿之参，是射向郭嵩焘的又一枝毒箭。刚到公使之任不久的郭嵩焘，怀着满腔热情。将其沿途所见所议所感的平实客观纪述，详尽汇报给朝廷，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却没想到被何金寿如此参劾。而如此恶毒攻击之下，所打击的不仅仅是郭嵩焘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陶士《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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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鸿章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并举了自己和林义哲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的事实，因此更称郭嵩焘的“崇论宏议，洵足启发愚蒙”。李鸿章并为郭嵩焘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