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布绢绵两千七百余万端匹，一千万入洛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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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五百万入其余五京，剩下一千二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边郡充官料邮驿等费。”
“钱五千五百余万贯，其中一千二百万贯用于偿还国债券，二百万贯用于诸道郡官课料以及驿马，六百万用于添充诸道郡的和籴军粮。”
“另三千万贯用于三衙兵马军费开支。”
李纲道，“那朝廷一年还有五百万贯节余？”
“五百万贯，看似不少，可用钱之地也很多，这是朝廷预留的备用钱，一旦遇战事、水旱灾情等，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另外，修路、筑堤、建城等更是排着队等朝廷批复拔钱。”
按崔君肃所说，别说五千万贯，就是有更多的钱都不够用的，现在朝廷都是卡着在用，量入为出。
根据上一年的财政收入，然后制订下一年的财政预算，再预留一点钱备用。因此，如何制这预算，钱往哪拔，也是每年府院争执的焦点。
不管怎么争，最后都是无法满足各方的，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面都削减一些预算，驳回一些项目请求。
李纲倒是有些疑惑了，为何隋时仅收租庸调的实物，没有巨额的工商市舶贸易这些收入，却也一样能安稳，甚至有开皇之盛世，如今朝廷这么多的收入，反而还处处捉襟见肘呢。
“隋时，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费役，未服完，还要按天折绢三尺代役叫庸。隋时，以丁征租调，不论有田无田有田多少，只要是课丁，那都是一样的租调，一年一丁两石粟租或绢两丈绵三尺。”
“而我朝呢，自改两税法后，户分九等，贫富按差交户税，地税则按亩征收，并将原来隋时的各种杂捐摊派甚至连役也摊入亩中，按亩征地税，这样一来，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无田就不征，我们还把原来义仓粮社仓粮也并入了地税田亩中，实际算起来，每亩折的租粮就比过去要少的多。”
当然，两税与租庸调制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税率是比较弹性合理的，穷人交的税少，富人交的税多，而隋朝的税最大特色，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人丁税，按丁来收税，有钱人跟没钱人交的税一样。
故此，隋朝时对于人口的普查和户籍的控制，是最为严格的，隋朝统一天下后，全国人口在短时间内几乎增加了三倍，其实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隐户等全都搜出来了。
这种按丁征税的办法，固然征起来简单，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税赋，可实际上很不合理，穷苦百姓，跟那些亿万富豪们缴一样的税，甚至大量的官员等成为不课户，反而不缴半点税。
隋为什么为亡？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按隋朝的税制，若是太平年岁，大家交完租调后，还能勉强过过日子。可一旦遇灾，或是遇到大的劳役，那么本就艰难的普通百姓，就可能破产，而隋朝的税制，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就是大面积的普遍性百姓破产，大量百姓走投无路，自然就只能造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