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按后世社会上最懒散的一群人来对标衡量了，也就是那些“早上只有前三节课的日子、却保留了一下课就直奔食堂生物种习惯的大学生”。
不过，“国内第一家美国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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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牌高档西餐”的噱头，却足以让围观群众忘记掉早餐和午餐这些不重要的区别，好多人就是早饭饿着肚子专程来围观和排队的。（不是顾骜宣传的，顾骜从来没说过这个是什么高档西餐，是吃瓜群众们自己脑补的）
再说这年头的人胃口大，绝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饿肚子来，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的钱包能够支撑住只吃肯德基家的食物吃到饱。
先在隔壁钱塘饭店吃两个三毛钱的南方大肉包，或者去另一边隔壁的知味观来两笼一块钱每笼的小笼包；然后再来肯德基排队，都属于基本操作。
8点半差几分，温斯顿.洛德和基辛格来到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足足几千人在围观。饶是他们都是见惯了夹道欢迎的人群的，不会惊讶，但也难免质疑。
“顾，不是说了开业不要组织人捧场了么，自然经营就好了，这是何必呢。”基辛格见状就责备了顾骜一句，当然他也有资格责备，毕竟他是带顾骜博士的教授嘛。
很显然，他把这些人当成了跟15年前他来国事访问时候遇到的夹道欢呼花童一个性质。
“老师，你误会了，真不是我们组织的——这些人就是来排队吃饭的。”顾骜无奈地耸耸肩。
“真是来吃饭的？这只是一家卖炸鸡和汉堡的快餐店！而这里起码有三四千人！”基辛格都觉得不可思议了，饶是他已经知道中国人如今对西方生活方式很渴望，也依然没料到会渴望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这并不能怪基辛格或者温斯顿洛德，因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肯德基、麦当劳这些的经营者，他们自己也没料到，而这些人都是专业的。
连锁餐饮业的资深专业人士都料不到，那政客也料不到就不足为怪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87年京城前门大街那家肯德基第一天开业，就被逼不得不延长营业时间一直到深夜，确保所有排队的客人都吃上鸡，后来统计出来首日接待食客5000人。
5000人对于一个电影院或者足球场当然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快餐店绝对是令人发指的客流了。以至于没有位置坐的市民只能站在那儿拿着炸鸡和面包吃，也没人觉得这是服务不好，反而很淳朴地觉得“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不能怪经营者”。
而历史上1990年1月31日，第一家美式大牌连锁快餐开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围观程度只会比中国更甚——当然了，那次的主角不是肯德基，而是麦当劳。
有统计资料说，莫斯科的第一家麦当劳24小时营业接待人数是两万人，整个普希金广场上都被临时拉起来的围栏用于维持排队秩序了，因为排队的人已经绕了普希金广场好几周。
麦当劳更是连夜决策“在排队人群消化完之前，绝不关店，通宵营业”，还以亏本的高价临时紧急收购莫斯科附近的牛肉做巨无霸，因为整个麦当劳的供应链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根本没料到要备两万人就餐的货。
而这这个两万人只是“24小时接待人数”，如果按照排队人数全部消化掉来算，大约是连续接待了三万人，只不过后面一万人是在连续经营的第二天中午和下午消化掉的。一天的营业额就有10几万美元。（一家店卖汉堡一天卖10几万美元已经很多了，90年物价低，一个巨无霸还不到1美元）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度娘上看当年苏联人争先恐后感受腐朽堕落的资本注意生活方式的排队照片。
所以，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预料不到盛况的程度，这丝毫不足为怪。
“没想到中国人在人均收入还不高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消费热情。看来他们跟美国人也没什么不同。”基辛格都不禁感慨。
“这是一群可爱的人民。”温斯顿.洛德附和叹息。
“洛德大使，该您讲话了。”
原来，就在两人坐在休息席上窃窃私语的时候，省里的和市里的领导，都已经讲完话了。
在中国，领导讲话是肯定要讲的，无非有美国贵宾在的时候，领导也要压缩时间，既然给大使的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那领导只能分别讲三分钟和两分钟。
吃瓜群众们反正习惯了，虽然急着要进场，也不至于太过不耐烦，毕竟平时还听不到省市领导当众讲话呢，也挺新鲜的，两三分钟完全能忍。
温斯顿.洛德略微准备了一下，还跟基辛格客气了一句。
“不用客气，现在你是大使，我只是一个退休返聘到商业咨询公司的顾问，你先。”基辛格象征性回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