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直辖苏州的经济力量，已经明确地释放了支持钱镠的态度。
再加上整个江东，以及原税务系统的支持，在这个特殊时期，没有多少地方寡头会拒绝掌握更牢靠的力量。
甘正我甚至猜测，钱镠宣布解散政府然后重组，不会拖到明年。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诸多变化，诸多尔虞我诈，但不变的还是权力重组，其影响便是战争，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死亡。
所以，武汉集团必然扩军备战，必然想要保持维持过去一百多年的超然地位，而能够直接威胁到武汉集团，或者确切点说，威胁到武汉统治集团的势力，就是“一统湖南”的“劳人党”。
甘正我甚至相信，此时此刻的“劳人党”虽然对诸多统治精英造成了恐慌，可武汉方面，必然还是狂妄自信的。
其底气，也足以支撑这份狂妄自信。
盖因武汉的工业力量，是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数十倍。
这种底蕴，靠人力想要拉平代差，就要时刻准备着以数万人的战死为代价。
在甘正我看来，王角是个比较冷血冷酷的年轻人，但同样的，他也有怜悯，所以想要减少牺牲。
牺牲不可怕，但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还是在努力的。
将长沙的工业力量分散，尽可能地隐藏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在偏僻落后的地区，并非是不知道增加了后勤物流的压力，并非不知道这是增加了生产成本，而是和冷冰冰的成本数字比起来，未来因此而导致的不必要牺牲，是可以减少的。
当本就弱小的工业力量无法得到补充，甚至可能在强大敌人的猛烈摧毁下彻底丧失重建可能，那么最终的牺牲，就会被无限放大。
到了那个时侯，就不是多损失一辆汽车、一节车皮、一台“进步一号”能够挽回的，需要数十倍于汽车、车皮、蒸汽机甚至是牛马的战士，才有可能重新找到胜利的出路。
王角的危机感，同样是甘正我对这支队伍信心十足的底气之一。
“先给战士们报喜，警卫师在湘北打了个漂亮仗，我们也要‘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子弹乱飞的战场上我们要有干劲，这山间的沟沟坎坎，也是我们的新战场，同样要有干劲！”
“可是……军长，警卫师都捞着仗打了，咱们总不能老跟土匪过不去吧？”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否则，甘正我不会在这里，甘仁会在河中，会在保加尔部。不要有嫉妒的情绪，兄弟部队的战斗，不是为了炫耀打胜仗的能力，只是想要给老百姓争分夺秒。”
甘正我笑了笑，“我们要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但不纯粹是为了自己，当然，更不会是为了这个大唐帝国。如果有时候迷茫了，就看一看胸章。”
点了点胸口，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大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甘正我并没有批评这个想要自己打胜仗的参谋，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从满怀私心，到公私参半，再到私心逐渐淡薄下来。
不是因为他变得更加高尚，仅仅是他的对手，他的敌人，还和原先一样卑劣。
仅此而已。
接下来只要湘北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第二军根本不愁仗打。
除开岭南方向的军事压力，因为甘正我打击地方土匪的行动，使得黔中、广西相邻湖南的地区，土匪的数量猛增。
这也跟土匪的江湖习性有关，有些祖传无本买卖的寨子，往往在多省跨州跨县有门路，甚至是有分号。
和湖南官场一样，广西本地土豪同样需要黑手套，该做脏活儿的时候，没道理亲自下手。
甘正我几次去衡阳跟王角汇报工作，也确定了一个“劳人党”的统治区扩张计划，主要就是针对偏远山区、落后地区的。
不是“劳人党”不想去大城市、工业区发展力量，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甚至直白一点，在“劳人党”现在掌握军工力量的层次来看，对人的需要，远远地高于技战术。
那么，这时候山区中的人，和工业区中的人，其实没有差别。
从湖南向外争取工业区无产者是困难的，但是向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争取无产者，却就没有那么困难。
那些有个几亩地的农村家庭，除了江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其实不能称之为小有产者，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
欠下的种子钱、耕牛钱、农具钱、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往往就是赤贫，在总的资产上，其实是负值。
这样的小农，完全不是小有产者，而是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所以，也是天然的同盟。
工农同盟，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建立的。
大家感同身受，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剥削，才会互相取暖，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同行者。
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那么，就有了在黔中、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
不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成为支持“劳人党”的重要力量。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广西、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
这样的敌人，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
所以，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先易后难，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畏惧啃硬骨头，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劳人党”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
诸如“南海四大家族”这种，甚至为了短期利益，直接选择了放任“劳人党”的壮大，最后也间接推动了“劳人党”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
从己出发，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在“大唐人民革命军”被大量牵制之前，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