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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对于这类问题,王直并没有盲目的采用,而是听从了杨峥的建议,对需要推敲的地方,先是查阅资料,然后结合史书前后,细细推演,再者进行考证,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极好的完善。
当然了,这些问题,并不是大问题,最让编修人头疼的莫过于,朱元璋在让人修《元史》时,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tai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tai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
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让他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杨峥从中给了提醒,元朝当年的版图极大,大明永乐后,下西洋的壮举中,也带回了不少元朝的史料,虽说多为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但作为参考,查错补漏大有好处,其中的《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
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说这本书,其史料除采自正史外,还旁搜《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元典章》、《元文类》和元人文集。特别是第一次利用外国史料对《元史》西北舆地作了补充,其史学价值及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即由此奠定。此外,该书对旧史中护短或相互歧异之处作了大量的补正。对《元史》的错讹、疏漏多有补正,因此这本书,比起明初要厚实的多。
整本书仍旧采用了正史纪传体例,有本纪十八卷;列传一百二十九卷;表二十卷;志一卷,共一百六十卷。但全书未及修完,实存一百四十六卷。本书内容起讫,不囿于元代,从蒙古族祖先兴起到北元政权衰亡及漠北三大汗国的世系均有记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突破了元史研究的传统格局,是一部以蒙古族的活动历程为纲的史记。本书除引正史外,还采录《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和拉施德丁著的《史集》、多桑著的《蒙古史》等中外文史料,补充了《元史》以外的许多史实。
并对《元史》纪传中散见的史实进行收搜、考证、充实,自撰自注,纠正了《元史》中不少错误。特别是有关蒙古族的起源、兴起,各部情况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的宗室世系、舆地等方面对前史的补正尤多。如《世纪》、《王罕、札木合传》、《乃蛮塔阳罕列传》、《成吉思诸弟列传》等较详细地记述了蒙古族起源、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等先元四朝史事;《宗室世系表》、《帖木儿传》记录了妥欢帖木尔汗败北、元亡之后,北元政权的衰亡和中亚地区铁木尔帝国的兴衰;《西域传》、《者勒蔑、忽必来、者别、速别额台列传》、《拙赤传》、《巴秃传》、《昔班传》等传中对蒙古兴起后的三次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过程及其后王事迹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由于作者对东北、蒙古地区有过实地考察,故对蒙古族发源地、西北、东道诸王分地的地理和中西交通“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传中。大足补洪(钧)、魏(源)二家之阙误”(本书《凡例》)。还有些历史事迹,为他书所未载者,如《顺帝纪》所载北京地震,即为《元史》、《新元史》等书所未见。各卷末均有史论,其中不乏精譬、新颖之见,比如分析忽必烈的功过得失,赞扬他“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又批评他“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皋而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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