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历来被天下读书人所喜欢，说他们学过哲学，一点都不奇怪。
有人说话，众人的胆子也大了些，这个默念墨子的哲学名言，那一个则是孔子、荀子、列子、鬼谷子，甚至是孙子都一一道出，一时好不热闹。
杨峥默默听了个遍，中国的哲学大放光彩的实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到了西汉后，除了宋代后朱熹结合三家之言，形成了新的哲学思想外，还真少有发展，当然了这不算明朝中期的王阳明的心学了，而且这些哲学除了荀子的朴素唯物思想，墨子的朴素逻辑思想，其他的很少往这方面走，
从而造成了中国缺乏了统一的逻辑学，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大的缺陷。
杨峥之所以选择亚里士多德，在于他的逻辑学很系统，而且逻辑学也的确很有用，对于大明眼下这理学之风是有极大的冲击力。
“诸位都是我大明的天之骄子，熟读圣人之言，本官岂能不知你们熟读哲学名言？但今天本官所说的哲学，既不是孔圣人说的仁，也不是墨家所说的兼爱非攻，当然了更不是道家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了……？而是一门新的学问？”
好奇是中国人的天性，一听不是诸子百家，也不是圣人之言，人人先是惊讶，继而好奇了，曾鹤龄道：“不知大人所说的学问为何物？”
杨峥早有准备道：“逻辑学！”
场上不乏学问之士，但还是头一次听过这么一个词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摇了摇头，曾鹤龄道：“何为逻辑学？“
杨峥道：“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说到底，就是格物！“
众人觉得新鲜，心头既是好奇，又觉得这门学问有些怪异。
杨峥本担心引起争论，眼看众人只是好奇，并不排斥，心头暗暗松了一口气，心道：“大明的文气虽不如大唐那般奔放，善于吸收一切外来的先进文明，但自唐后，南宋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这样，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这一阶层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大明读书人在继承了大宋士大夫的精髓之外，还进一步发展，他们绝大多数都怀有“尽忠竭力报效皇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吸收先进的文化也是士大夫身上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眼前的这些人说到底都是大明的士大夫的雏形，吸收一个逻辑学还是有这份胆量的。
见没出现自己所想象的场面，杨峥松了一口气之余，也多了几分喜悦，继续说道：“有个趣事儿你们想不想听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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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哩。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守卫财物的吗？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当年的齐国，邻近的村邑遥遥相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鱼网所撒布的水面，犁锄所耕作的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整个国境之内，所有用来设立宗庙、社稷的地方，所有用来建置邑、屋、州、闾、乡、里各级行政机构的地方，何尝不是在效法古代圣人的作法！然而田成子一下子杀了齐国的国君也就窃据了整个齐国。他所盗窃夺取的难道又仅仅只是那样一个齐国吗？连同那里各种圣明的法规与制度也一块儿劫夺去了。而田成子虽然有盗贼的名声，却仍处于尧舜那样安稳的地位，小的国家不敢非议他，大的国家不敢讨伐他，世世代代窃据齐国。那么，这不就是盗窃了齐国并连同那里圣明的法规和制度，从而用来守卫他盗贼之身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的所谓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防守财物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