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这个心思，他开始留意下西洋的蛛丝马迹。
他在堆积如山的邸报中，仔细寻找，事情虽多，但因为目的明确，因此找起来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很快他就找到了。
先是五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以为苏州知府。与况钟同时被举荐者：户部郎中罗以礼知西安，兵部郎中赵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户部员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员外郎马仪知杭州，刑部员外郎陈本深知蟛安，监察御史陈鼎知建昌，监察御史何文渊知温州。九人皆著声绩，有居官达一、二十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呈现一派极盛景象。这里面看不出任何有下西洋的信息，但若仔细看，还是能看得出，皇帝这一番用意的背后，多少还是为某些事情，做些准备，苏州自古难治，皇帝如此大的动作，可见对治理好苏州势在必行，一旦苏州整治完毕，大明得到了好处无疑是巨大的，而有苏州作为底蕴，皇帝才能展开某些大的动作，如下西洋，如万国来朝等等。
若说上面是杨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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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杨峥的推测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份邸报绝对可以看出皇帝的心思在下西洋了。
前世的记载，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相当理想主义地把朱瞻基描绘成一个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这似乎言之有理。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手册《官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
在施政时，朱瞻基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三杨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建议。可是，他在强化行政制度和皇帝权威方面，表现了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当出现危机时，朱瞻基的行动是果断和负责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出从安南撤军的最后决定时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关心公正的施政。虽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审判。他一贯命令复审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这样的再审理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名无辜者获释。
总之，朱瞻基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单看他这登基不过五年的功夫，大明已从永乐年的颓废之势上，拉了回来，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整治上，莫不是想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安居乐业上，就是商业上也有体现，如登基第三年，在收拾了几个藩王后，朱瞻基在三杨的辅佐下，开始对商业进行了整治，虽说中国的商业高峰期在宋朝时期，那时候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虽不过是补充，但由于宋朝宽松的环境，所以倒能也蓬勃发展，但到了本朝由于朱元璋自身的出身关系，对商业多有限制，使得明朝初期商业并不如何繁荣，但随着大明国力慢慢昌盛，到永乐年间，朱棣频繁下西洋，迁都，营造北京城，往日不被看好的商业开始慢慢兴盛起来，虽说交易仍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与洪武初年，算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只不过是与宋代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虽不过是补充不同，大明则是国家的商业活动比不上民间，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点从罗缎布绢丝棉、巾帽衣服、陶瓷制品、文具纸张、矿冶产品、各种砂糖、日用杂货、药材以及各类农副产品每年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几个作坊，几家店铺，一个小房子就可独立成一户，用不了多久，便生意壮大，与之相比的官家却是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任务看似不少，但算上苏州、杭州、扬州、 南京，他们的任务并不重，从最新的邸报上看，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更别说浙江一带，安徽一带了，可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这皇帝大为费解，要说这些倒也罢了，偏偏这些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皇宫都要派遣太监赶往苏州、杭州一带从民间挑选上等丝绸之物，堂堂大明竟落得如此地步，让皇帝面上无光，消息传来，让宣宗甚是震怒，坐了五年的龙椅，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对于皇权的驾驭能力越来越熟练，这位皇帝的威严也越来越重，见皇帝发怒，平日里进贡的丝织品，干脆尽数委托民间，不敢自己动手了。
说质量不行也就算了，毕竟是朝廷的东西，只要过得去，又不拿来买，所以能用就好，可在财力上， 物力上，甚至实在规模上，都比不上民间，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