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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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这样的传奇，足以让任何一个商人羡慕，崇拜，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走上他一样的道路。
世人都说大明的士大夫最喜好学习，事实上他们忘记了一点，大明的商人同样具备这一点，一本《太平广记》早已让天下的商人诵读了通透，从中摸索出许多经商的经验来，如通过研读陶朱公生平事迹，他们会发现陶朱公的经商头脑实则是很好的把握了时机，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为商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而等好时机一到，陶朱公便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朝廷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单是这一点，足以让天下商家为之敬佩，更别说其他了。
沈衡细细揣摩了一番，觉得自己对陶朱公的经商之道又有了一番新的体悟后，方才将这本《太平广记》放回了案头，陶朱公的经商本事又岂能是一朝一夕能完全体会的，需要日日看看，日日揣摩才好。
随手拿起那篇已被他抄写了不下百遍的《《陶朱公经商十八法》，忍不住低声诵读起来：“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价格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账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货物要整理，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出纳要谨慎，切勿大意，大意则错漏多。临事要尽责，切勿放任，放任则受害大。用度要节俭，切勿奢侈，奢侈则钱财竭。
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机会失。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优劣要分清，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货物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低。钱账要清楚，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主心要镇定，切勿妄作，妄作则误事多。工作要细心，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劣品。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