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宗看了一眼宁王，迟疑的道：“王爷此话言重了吧？”
宁王哈哈一笑道：“言重，一点都不言重，你我虽贵为皇亲国戚，可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得吃喝拉撒睡，一大家子人怎么办，靠田租固然可以过好日子，可比起商业这点又算得了什么，你们徐家商家遍布南京，苏州、就连海上都有涉猎，此人先开海禁，让海上贸易不再成为你我这等皇亲国戚的特权，再以商业税打击，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三十取一的税收是不高，可所收的品种比起洪武、永乐时多了不止一倍，还有茶税行茶引制。朝廷令商人到产地买茶，商人要缴清“钱引”才能运茶贩卖，没有茶引的，视为私茶，官家要“告捕”的。朝廷规定：每引茶100斤，纳引钱200文，这数目还低么，还有市舶司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才能通行。否则货物将遭没收，人员被惩处。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这不算，还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朝廷，这算什么摆明了断绝了我们的出路？”
徐家这些年所依靠的固然是商业，更多的来自海上走私，如今虽说朝廷开了海禁，但市舶司的规矩也跟着改了不少，海上贸易反而不如先前那么好做，各种海关税足够徐家头疼了，所以一听这话顿时面上不好看，愤怒的道：“哼，姓杨的变乱成法，沽名要誉难道就没人整治他么？”
宁王道：“此人很是聪明，苏州所作所为看似是变乱成法，沽名要誉，实则做了不少好事，单说迫使富户大户退田，好的可不是百姓那么简单，这些富户大户仗着家中特权不少免去了不少赋税，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肥了自己，亏了朝廷，而土地重新回到百姓的手中，耕种有其田，朝廷有其税收，就我那四哥留下的乱摊子，朝廷的户部根本就没多少银子，苏州身为江南富裕之地，自古就是赋税重地，这样的一个赋税重地，却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这么巨大的数字，朝廷大臣们虽不说，但其中猫腻岂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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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岂能看不明白，只不过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剧，加上多年吏治败坏严重，官员与各大豪门地主相互勾结得厉害，寻常的官儿难以压制苏州，才任由苏州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当今圣上登基锐意进取，新官上任三把火，未必只针对官员说的，皇帝一样适合，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征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如此一来，苏州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就不言而喻了，从宣德三年始，所派遣的官员多是况钟、杨峥这等敢作敢当的官儿，他们年轻，有才干，有拼劲，廉洁自律、来苏州这块污浊之地最合适不过了，朝廷这两年看似对苏州不闻不问，仍由姓杨的胡作非为，可细细体会，这其中不是没有朝廷支持的影子在里面，先说百姓有田的问题，户部首先支持，另外内阁也不反对，言官御史对这事儿的言语，皇帝愣是压下来了，这些足以说明，朝廷从皇上到内阁，到户部是密切看着这一切的，姓杨的能做到这一切，固然有他过人的才华，非凡的见识，出其不意的手段，但没了朝廷从上至下的支持，不说那些大户富户的奏折，就是两京的言官御史的吐沫就足以把他淹没了，可事情出乎是，言官御史非但没将此人给淹没了，此人更是利用富户退其田的威望，着手苏州商业，愣是以围魏救赵的计谋，平衡了苏州的米价，挽救了这次危机，这一手可不光赢得了朝廷、百姓的信任，就是苏州的富户、大户都对此举十分满意，这样的人望谁又会傻到去触眉头呢，就说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商业税，此人的心机更让本王佩服不已，他先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为高，使人不可以为国，是亦以名为利者耳，而岂所谓义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要求压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有这种思想做外衣，嘿嘿，纵有官儿反对，只怕也不敢贸然站出来，弄不好就扣上了自私自利的帽子，大明做官做的是名声，那个官儿想戴上这样一顶大帽子？“说到这儿，宁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汤，吧唧吧唧了嘴巴，继续道：“若说这点聪明，充其量也不过是小聪明而已，真正的大聪明人往往都是大智若愚之人，‘大智若愚’若愚，已人理悟之境；但要大彻大悟，当需‘守愚，守者即修行，亦即功夫。理上之悟，是一悟，已近‘愚’之境界；事上之悟，事事悟，时时醒，持守如一，乃一大智者。大智者，愚之极至也。大愚者，智之其反也。外智而内愚，实愚也；外愚而内智，大智也。外智者，工于计巧，惯于矫饰，常好张扬，事事计较，精明干练，吃不得半点亏。内智者，外为糊涂之状，上善斤斤计较，事事算大不算小，达观，大度，不拘小节。智愚之别，实为内外之别，虚实之分。依本王的观察，此人就是这种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固然可以高处不胜寒，但也只是站在高处而已，并不能俯仰大地，在大明真正能君临天下除了皇帝再无其他人？此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道德的外衣下，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将征收商业税的难题丢给了皇帝？这一招算得上大妙。洪武爷固然重农抑商，可那毕竟是洪武的年代，祖宗的规矩已经延续了六十年，六十年后还用六十年前的治国法子，未必管用，这一点此人同样看得明白，当今圣上年纪虽不大，却极有主见，骨子里既有洪熙的仁慈，又有永乐开拓进取的霸气，两者柔和下，造就了当今皇帝刚柔并进的性子，有刚的一面在，岂会安于现状，打破祖宗规矩开创属于自己的王朝是早晚的事情，对安南一国两制已是榜样，开海禁、下西洋、到如今是征收商业税了，规矩要打破，需要上下一心，姓杨与皇帝相互配合，一个给时机，一个给魄力，这件看似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到了他们手中却是毫无悬念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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