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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立即引起了不少老者的共鸣，他们打了一辈子的仗，目的并非为了什么宏图霸业，也不是为了恢复祖上的无上荣耀，他们更多的是了为了那一口铁锅，一匹上等的丝绸，一把烟草、一盒茶叶，一些常见的药草仅此而言，为此，他们戎马了半生，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兄弟、朋友，可到头来他们的努力厮杀，并没有换取妻儿老小更好的生活，他们依旧穿不上好衣服，吃不上热汤，甚至连一把好的烟草，一些常见的药草都没有，如今他们的老了，打不动了，想的无非是老天爷的眷顾，让他们能有一个安详的晚年，让他的子孙后代能活着回来，战事的残酷让他们更渴望安宁。
脱脱不花眼圈早已通红如火，那双漆黑的眸子从眼前的这一张张期盼而陌生的面容上看了过去，这是他的子民，他们的一生期盼不过是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能喝上一口热汤，穿上一件像样的衣衫，孩子病了能有一把治病的药材，想抽烟的时候，能买到一把上等的烟丝，这个要求并不算高，他就是这样的低要求，他竟也无法满足。他心头忽的生出一副愧疚来，身为他们的可汗，身为成吉思汗的子孙，这么多年来，到了今日他才知道自己的子民竟过得如此艰苦。
杨峥也没料到这些蒙古百姓过得如此困苦，惊讶之余，也生出几分同情来，中原以农业经济为主体，这种经济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经济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简单，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除盐铁外，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而蒙古以游牧为主，这种经济模式是一种专业化、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随着游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于种植业的依赖就越高，要求更大范围和更多数量的商品交换，以解决生产、生活用品奇缺等社会问题。交换也就成了赖以生存的首选了，中原虽有为数不多的贸易，但在经济往来中，主要是一种“赐”、“贡”的贸易形式，属内敛型的贸易，比如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到外国后，都是把这些特产“赐”给当地的国王，同时接受该国的所谓“贡品”，比如象牙、香料、珊瑚、珠宝等特产，并不计较经济得失，属于一种“货换货，二头乐”的友好交往，其政治上互相往来的意义远比经济上的意义重大。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迫于生活游牧民族通常采取了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形成了一种战争、掠夺、和亲、互市反复循环的路子，但在这种循环的模式当中，游牧民族不稳定性大多数是处于被动状态。
大明与蒙古彼此仇恨了差不多两百年了，两百年没有和亲，面前有互市也都是诸多限制，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蒙古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当休整的鞑子实力强大后，就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通过战场抢夺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这个代价付极高，可他们不得不去做，反过来的是大明为了防止鞑子南侵也采取报复的行动。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军还经常偷袭
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明朝与蒙古如此严重对立，使得牧区在生产和生活上更加困难，鞑子越是困苦，就越希望打破这种局面，所以多次南下犯边，烧杀掳掠，酿成战事。大明也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应付鞑子的战事，但游牧民族马上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加上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因此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比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大明全年财政收入的1/4以上.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在这种行径下，边疆的军防也破坏得严重，生活在此处的百姓苦不堪言，许多逃亡于蒙古地区，并逐渐定居于蒙古与大明的夹缝之中，谁的势力大就倒向谁，让大明的边疆情况越发复杂起来，常常让朝廷头疼不已，这也是他迫不及待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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